三、严肃僧尼戒律，禁止僧俗杂处

    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诏令僧录司对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校，订为成规。颁行天下寺院遵行。又令各寺院住持督率僧众按成规仪式学习演练，定期考核，若僧尼对真言密咒不能省解记诵或对法事仪规演练不熟者，要废为庶民。
    明初，佛教僧团受元代风气影响，僧尼戒律不肃，僧俗不分现象严重。针对僧徒居家娶妻蓄子的情况，明太祖加以革新，诏令僧徒“有妻室愿还俗者听，愿弃离（妻、子）者听”（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看得出，他对以往的违犯戒规行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处理办法。但对以后类似的犯戒行为，则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诏令以后僧尼“敢有不入丛林，仍前私有眷属，潜在民间，被人告发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枭首以示众，容隐窝藏者流三千里”（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进而榜示天下：“僧有妻室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钞五十锭，如无钞者，打死勿论”。遇见有妻室僧人，“许里甲邻人擒拿赴官，循私容隐不拿者，发边远充军”（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看得出明太祖的主导思想是“万恶淫为首”，故他对僧徒中的破淫戒行为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击办法。另外，对僧人中的其他犯戒事，则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发化外充军”、驱逐出寺、居寺带铁牌充役等做法予以处治。经过一个时期矫枉过正的整顿，寺规僧戒为之肃清。
    曾做过游方僧的朱元璋，自然比他人更了解僧俗杂处而引出的种种犯戒行为，故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通令全国，禁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张榜公布于佛寺，令寺院上下知晓，称之为申明佛教榜册。接之，又对僧人云游做出多种限制，规定游方僧必须自备道里盘费，云游途中或住寺院，或栖于山林洞穴，不许止宿俗家民宅。后来又令僧录司筹划，在江东驿、江淮驿两处择地筑成寺院，以方便南北往来游方僧徒居住。
    鉴于历史上官僧勾结、作奸犯科的教训，又规定僧徒要居寺静心诵经禅修，不得交结官府，“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说俗为朋者，治以重罪。”（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

    四、拆并部分寺观，严禁私创寺院庵堂

    自隋唐以来，民间私创寺院及私度为僧事，一直是一种屡禁不绝的社会现象，也是官府法令打击的主要着眼点。明政府在打击私度的同时，对天下寺院庵堂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早在洪武五年(1372)，就曾下令把南京天禧、能仁二寺的什物及僧众并入蒋山寺，这是明政府归并寺院的最早史例。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下令整顿释道二教。整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归并天下寺观。按当初的规定，各府、州、县只保留大寺一处，僧众要集中居住，凡有僧“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据文献记载可知，唐宋元时期，天下寺院少则5300余所，多则达4.2万余所，但大多是一寺仅有数僧的小寺，试想，明太祖归并寺观的政策如果认真执行下去，天下额设寺院不满2000，将会有七八千座佛寺被拆毁，这不仅将给佛教僧众的生活造成诸多人为的实际困难，而且会在佛教内部引起很大的混乱。故令出不久，又作了变通性修正，诏令“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延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再次申令，“凡历代以来及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观有名额者，不必归并，新创者归并如旧”（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四•僧道[M].万有文库本.）。可能各地官府和差往各地执行督责拆并寺院的僧官在工作中出现过激或偏差，故明太祖曾特令僧录司说：“各处差去清理佛教僧，多又（有）不停当，凭僧录司好生省会与他，若要将寺宇完全有僧去处拆毁了的，差他改正了。体察出来不饶”。（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M].中国佛寺志本.）这样，一些原本要归并拆毁的寺院又侥幸被保存下来。到底如何估量这次归并寺院的实际效果呢？从明太祖修订后的令文及我们接触到的有关佛寺建筑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其一，在洪武后期的整顿佛教活动中，实际上没有完全做到各府、州、县只保留一所宽大寺院的规定，从明清方志中见到，在洪武、永乐间一州一府数寺并存的情况较为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历史上佛寺相对集中的地区更是如此。据《大清一统志》所知，顺天府就存有法源寺、岫云寺（潭柘）、云居寺、佑圣教寺等10所寺院；杭州府更存有云林寺（灵隐）、海会寺、上中下三天竺寺、兴圣万寿寺等31所寺院；应天府亦存有灵谷寺、同泰寺、爱敬寺、栖霞寺等16所寺院。其二，在整顿活动中确实有不少寺院宫观被毁并了。特别是一些新创的无额寺院或少僧居住寺院可能被尽数拆毁了。翻开明清方志，这方面的资料俯拾即是，如平阳府善惠寺，“明初并慈化院入焉”；平阳府延庆观，“明洪武间并通元、清华、仙游、楼贞、临溪、龙泉，清泉七观入焉”（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八•山西统部•平阳府•寺观[M].）。又如代州延福寺，“明洪武时并文殊、三圣二寺入焉”（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五一•山西统部•代州•寺观[M].）。再如太原府太山寺，“洪武二十四年并观音、童子五寺入焉”；太原府六福寺，“并寿圣、圆照、吉祥诸寺入焉”（注：［明］.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卷一•寺观[M].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个例中推知洪武时期拆并的寺院确实不少。
    从永乐朝伊始，不再见有毁并寺院的政令，但不许私筑庵院的祖训一直被各代帝王恪守着。私创寺观庵院的行为，一直遭到国家法律的打击。如永乐十五年(1417)，诏令“禁僧尼私创庵院”；正德十六年(1521)再诏令，“今后有私创庵院寺观，私度僧、道、尼姑、女冠者，拿问治罪”（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四•僧道[M].万有文库本.）。明律也规定，凡寺观庵院“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M].万有文库本.）。对僧人俗民私造寺观的行为，始终采取打击办法，如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曾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坐私造寺院罪，被发配广东雷州充军，十余年始归。这里讲严禁私创寺观，仅是指要禁止未得国家准许而擅自筑寺的犯禁行为，并不是完全根绝创立新寺的可能，实际上在洪武、永乐间，各地都有一些新寺出现，如北直隶永平府在明初曾筑隆教寺，保定府也建了大觉、法云、宝安等僧寺。南直隶之应天府在洪武时新建有清凉、天界寺，永乐十年(1412)又筑报恩寺，因为工程浩大，工期拖延达六年之久方竣工。特别是成化时期，滥行卖度使得僧尼人数激增，随之新筑的佛寺也增多。如当时的北京城内外常有朝臣、宦者借名创建新寺，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其地已有敕额寺院673所，此后又新筑佛寺多所，随之出现了“西山等处（寺观）相望不绝”的严重状况，礼部尚书周洪谟为之惊叹说：北京一带“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注：［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七四[M].周洪谟.星变陈言九事疏.）。
    经过整顿，元代以来，僧团内部出现的不持戒，不读经的颓靡之风大为改观，僧人研习佛经，修持戒行的风气日炽，名匠辈出，继明初的宗泐、来复、道衍、溥洽之后，又有绍琦、慧经、雪浪、明河、万金，皆负盛名。特别是神宗万历时期，又形成佛教的复兴气象，出现了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号称明末四高僧。这种局面，与明政府对佛教的整顿不无关系。

    五、颁行《清教录》，捕杀僧徒中的“逆党”

    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政府曾颁行过《清教录》。朱元璋的清教活动乃是明初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之明代的重要文献《明会典》、《国榷》、《金陵梵刹志》等均有史纲性记载，但具体内容俱不详。惟见《明太祖实录》卷209云：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已，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皆崇敬，其后有去须发出家者，有以儿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伽，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番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仿瑜伽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
    若只依《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清教录》的主要精神应有五点，即：一、拆并府州县寺观，僧道集中居住；二、禁止僧道杂处于外，与民相混；三、已翻译出的佛经不得增减词语，道士设斋不许拜奏青词；四、僧道为民众设经忏道场要各依颁降科仪，不得妄立条章，多索民财；五、民间有信瑜伽教妄称善友或假张真人私造符箓者，皆科以重罪。因受《明实录》的误导，数十年中，研究明代宗教史的学者，大多认为《清教录》所订各条，并不是洪武后期创行的，而只是对洪武前期旧令的重申。洪武后期的清教活动，仅是洪武前期整顿社会僧团诸多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故而，进一步将“清教”与“整顿佛教”相混同，甚至，把明初整顿佛教活动名曰“清教”。
    长期以来，笔者对上述观点一向取苟同态度，很少产生过疑惑。可近读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始觉得《明实录》的记载及史学界的传统意见值得商榷了。钱著卷八六《跋清教录》云：
    《清教录》条例：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六十四人，以智聪为首，宗泐、来复皆智聪供出逮问者也。宗泐往西天取经，其自招与智聪原招迥异。宗泐之自招以为惟庸以赃钞事，文致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绝其车马，欲陷之死地，不得已而从之。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赃钞诬奏，遣之西行也。果尔，宗泐之罪自应与惟庸同科，圣祖何以特从宽政著作散僧耶？岂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知其非妄语抵谩者故，终得免死耶？汪广洋贬死海南在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按：《四部丛刊•牧斋初学集》是文年代有误，汪贬死于洪武十二年），去惟庸之诛才一月耳，智聪招辞：“惟庸于十一年已云，如今汪丞相无了，中书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则智聪之招未可尽信也。闻《清教录》刻成，圣祖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今从南京礼部库中抄得，内阁书籍中亦无之。
    又按：《清教录》复见心招辞，本丰城县西王氏子，祝发行脚至天界寺，除授僧录司左觉义，钦发凤阳府槎芽山圆通院修寺住。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府捕获胡党僧智聪，供称胡丞相谋举事时，随泐季潭长老及复见心等往来胡府，复见心坐凌迟死，时年七十三岁。泐季潭钦蒙免死，著做散僧。野史称：复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不根甚矣。
    虽然钱氏没有著录《清教录》的具体内容，但从他所撰跋文看出，洪武二十四年颁出的《清教录》并非如《明太祖实录》中所载，要拆并寺观，禁止僧徒与俗民杂处，禁止僧道借经忏道场多索民财等。而是再兴胡党狱，捕杀惩罚与胡惟庸有交结的僧人六十四人，当时的高僧智聪、来复等成为朱元璋暴戾性格的冤鬼，宗泐也遭受了极大的苦难。《清教录》名为“清教”，实为“清党”。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不轨”罪名捕杀胡惟庸，但“胡党案”并未结束，清查追捕胡党便长期成为悬在文武大臣及方外人士头上的一把魔剑，朱元璋随意擎起这把剑而将那些假设的“敌人”给予肉体消灭。洪武十九年(1386)，由林贤狱牵出胡惟庸通倭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再从战争俘虏封绩供词中牵出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等一批朝廷重臣，皆坐胡党被杀。至此朱元璋还不敛怒颜，下令在朝野肃清逆党。各级官府掀动冤狱，酷刑逼供，株连滥杀者达三万余人。接之，明廷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推测《清教录》就是在乱诛胡党的大冤狱背景下出笼的，甚至它是作为《昭示奸党录》的补充文件出台的。可能朱元璋自己也觉察到宗泐、来复等僧人的冤情及“清教”运动的失误，才在《清教录》刻成后，旋命将刻版妥为保藏，不令广行，甚至内阁书籍中也不载《清教录》内容。
    陈述到这里，应该说《清教录》颁出的背景，所涉及内容及明清文献中皆不载其文的原因，都该清楚了。所留的疑惑只是如何解释《明太祖实录》记载与《牧斋初学集》跋文间的差异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握他们的真伪问题。从上引钱氏跋文可知，钱谦益曾就《清教录》内容作过一定的考证，且因内阁书籍中未见到著录，只得在南京礼部档案中抄录了原文。揆其情理，钱说不虚妄，是可信的。至于《明太祖实录》，其先后修订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儒主持修撰；第二次为永乐时，由李景隆等修，并由熟悉明初事迹的刘辰参加编修；第三次第永乐时，由姚广孝、夏原吉等人主持重修。永乐时两次重修的结果，将认为有碍统治者的地方悉加裁革，因而多有失实之处。故我们推测，《明太祖实录》中的那段《清教录》文字，可能就是永乐重修后失实的结果。上述认识并非完全出于臆说，我们对阅《金陵梵刹志•钦录集》的文字，知道《明太祖实录》有关《清教录》的条款皆出于《申明佛教榜册》，其中：禁止僧道杂处于外或与民相混一条，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一日朱元璋的圣旨精神相一致；拆并寺院一条，是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明太祖对僧录司官员钦旨的摘录；不许僧道借设经忏而索诈民财一条，系《申明佛教榜册》相关规定的压缩字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明太祖实录》所载《清教录》的相关规定，原来多录自《申明佛教榜册》，即永乐重修《明太祖实录》时，采取了移花接木手法，将《申明佛教榜册》内容移作《清教录》内容，这样清教活动的性质便由原来的“清胡党”变成了整顿佛教，由政治行为变成了文化行为，使之与明初的宗教政策接了轨，从而掩盖了暴戾君主残酷迫害僧人的一段史实。但经过清教活动的打击，僧人奔走朱门，交结权贵的世风有所收敛，这应该是清教活动的积极影响。（作者：白文固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