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亚洲佛教

    二战后，世界佛教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亚洲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亚一些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时，长期受殖民者压抑的佛教重又恢复其魅人的吸引力，发展佛教成为广大佛教徒的要求和心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也深知佛教作为亚洲的主体宗教，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拥有自己组织与信徒的社会力量，一直以特有的方式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于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与文化，亦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佛教作为国家的主体精神文化加以弘扬，在这一地区掀起了“复兴佛教”的热潮，借以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各国佛教界根据形势需要，在保持传统的情况下，做了一些适应于社会变化的调整，改变已往僧人独善其身、自求修行解脱的传统，积极参政议政，力图影响政府。扩大影响、保持住佛教复兴发展的势头。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各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传法活动，同时佛教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和桥梁，佛教规模朝着世界化发展。

    在东北亚和北亚：1946年元旦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关于建设新日本》诏书，即《人间宣言》，天皇神圣的神话从此破灭，日本政治体制由此发生巨大变革。同年11月日本国宪法宣告了国家政权的非宗教性，确立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宗教徒与非宗教徒政治地位一致与平等，宗教信仰真正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在此形势下日本传统佛教各宗开始了以恢复佛教为目的的教团改革运动并加紧在海外的拓展。60年代各宗改革步入新阶段，从批判教团体制入手，以实现教团现代化为目标，实质上改变佛教依存于“学”的形式，使其成为基于个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佛教。80年代后，日本佛教在健全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基础上，联合其它主要的宗教发起了“超越各教间差异、求大同合作”运动大获成功。教义宣传中的宗派色彩日益削弱，更接近道德和佛教精神方面的教育。现代科技发展为佛教传教提供了新手段，电视传送、电脑输入、誊印复印技术和小型印刷厂的普及，使寺院出版异常活跃。各家僧众也不再拘泥于传统，他们深入社会，广泛传教，“法轮茶房”已成为固定的传教形式。各医院中的“法话会”、“写经会”也成为新型传教方式，对促进日本佛教大众化、社会化起了很大作用。

    二战后佛教在朝鲜的影响减弱，但在韩国却十分兴旺。在蒙古佛教受到猛烈冲击，大批寺庙被关闭，不少喇嘛被迫还俗为在家信徒，但佛教信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潜在的深刻影响。1949年蒙古政府重新开放乌兰巴托的甘登寺，自那时起到1990年初，该寺一直是蒙古唯一的宗教活动场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蒙古政教关系有所缓和，1961年蒙古佛教联盟成立。1969年根据蒙古、苏联、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倡议，“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for Peace，ABCP）组织在乌兰巴托正式成立。1992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公民的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寺庙已有百余座，佛教徒已占全国人口的35％。1993年蒙古颁布了“国家与寺庙关系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的权限，强调国家机关不得从事宗教活动，寺庙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战后在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苏联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共和国和赤塔、图瓦、伊尔库茨克省及某些中亚地区，佛教徒活动减少。1956年苏联所有的佛教团体汇聚一起，举行了仪式隆重、热闹非凡的庆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盛会。此后，每逢佛教节日寺庙里人声鼎沸、香烟缭绕，但平日的佛教活动不多。苏联解体后上述地区的佛教势力与活动有所加强。(中华佛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