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儿的刻瓷人：宁卖鞋不卖活儿

2011年12月15日

    茅子芳的家，客厅改成卧室，只剩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六人同住一套两室一厅，显然有些逼仄。走进他的书房，八哥、金鱼、刻瓷、葫芦、玩具车、儿童贴画，各种互不相关的物品挤在一间屋子里。他说“我做刻瓷就是玩，石头、木头、葫芦，我都玩。” 
　　他递过来的名片是用垫奶箱子的牛皮纸自制的，竖排版从右至左印着“工美老工匠茅子芳”，背面是印章字“糟老头子”。桌上一枚章，刻着前几天和徒弟从蔚县剪纸展回来遇到大雪的情形，他用刻章来记日记。
　　茅子芳首创的厚釉人物刻瓷，曾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此外，他参与设计制作的大型玉雕《韶山》，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做出的头一件。但他不希望别人叫他“大师”，他的作品几乎不参加任何评奖，不跟商人打交道，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宁卖鞋不卖活儿，人们都说他是圈内“怪人”。

    刻瓷清末进北京
　　刻瓷的起源，说法很多，有说魏晋时就有，也有说源于宋明。我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社会，更不能超越当时的科技条件。魏晋时有瓷器，但胎、釉的硬度不够。宋代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瓷器发展已完全成熟，书法、绘画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才具备了产生刻瓷艺术的条件。
　　北京的刻瓷业是清朝末年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府尹为了让八旗子弟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建立“农工学堂”，又叫“工艺学堂”。内设各种工艺科，其中“镌瓷科”由南方来京的华约三任教习。后来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镌瓷科”改为“瓷工科”，有学生20多人。
　　体制变了，部分学生被商人带走，留下的人有的感到学习刻瓷艰苦，有的因生活困难，大都另谋生路。只有朱友麟、陈智光坚持下来。1957年，两人被聘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的刻瓷师大多不会创作，别人画好底稿，他们刻，依然是给人当工具。

    创作谜语混铅笔 
　　我1943年生于北京，从小喜欢画画， 1956年初中毕业，一心想念美院附中，但家里太穷，就上了工艺美术学校，不用交学费，还管吃住。学雕塑专业是因为它最省钱，美术这行，花钱太多，要是读图案设计，颜料我就买不起。雕塑以素描为基础，买铅笔就行。那时候，我给《北京晚报》写谜语，写一堆投过去，登一条给一毛，能买根铅笔，够用一星期。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玉器厂。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朱友麟刻瓷艺术展”上第一次见识了刻瓷，看得我都走不动道了，开始用业余时间玩刻瓷，找个钢錾子，把家里吃饭的白瓷盘子、饭碗砸了不少。摸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刻出几件自认为满意的花鸟作品。
　　当时，从玉器厂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不过300米，我好几次想去向朱先生请教，又怕被人家拒之门外。终于决心厚着脸皮，用午休时间敲开朱先生工作室的大门。先生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不但没拒绝，反而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作品，从工具到技法都讲得非常仔细，最后嘱咐我好好学习刻瓷，把刻瓷艺术传下去。
　　按先生指导，又刻了几件，再去求教时，他已年迈多病。
　　1964年，朱先生去世，我这个“编外徒弟”只好靠自学了。

    厌恶“小作坊”心理 
　　初学刻瓷，听人家讲刀法分为“点、起、勾、跳、捻、转、擦”，听着都晕，简直不想学了，但真玩起来，也没那么玄。
　　那些“刀法”的出现，不排除在旧社会，一些手艺人为了保密故弄玄虚，尽力把自己从事的行业说得神乎其神，越难越好。
　　我讨厌这行当里的“小作坊”味，很多老师傅不爱露手艺，觉得“吃饱徒弟，饿死师父”。其实，越不让看的技术越是一学就会，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活儿”靠的是艺术而非技术。
　　刚到玉器厂时，有个老师傅，是厂里较少既懂设计又能制作的人。我们做一个香炉，要找这三条腿的位置，旧社会没人教这个，他闷头琢磨。我那时二十出头，爱气人玩，我说：您这点手艺，不过就是一张擦屁股纸。我拿起一张报纸，用折叠的方式给他演示如何迅速找三条腿的位置，然后把报纸一揉，说：这不就是擦屁股纸吗？他问：“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您要请我吃饭，我还能多告诉您点。他果真请我吃饭了，我告诉他，用量角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