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治

　　孔子德治的核心是教化。他和弟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众多，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人们富足了，又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里的顺序是：庶、富、教。教化的基础是“富之”。“富之”、“教之”都是德治的内容，而“教之”是最高层次。
如何实现企业管理中的教化？关键是管理者的以身作则：身教。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论语·子路》中又说：“正其身，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是管理工作所追求的思想境界。要实现“正”，管理者必先“正己”。“正己”是德治的中心主题。
如何才能“正己”呢？关键是加强自身的修养，即：“修己”。在《论语·宪问》中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怎样才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养自己，认真做好工作。子路又问：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不够，自己修养好了，再去安定周围的人。孔子这里所说的“修己”，是以群体的完善为其最终目标的。
“修己”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不断地改正自身的错误。“君子之过也，为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有之；更之，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人的过失好比日蚀、月蚀，他的错误，人人看得见；在他改正错误之后，人人都会敬仰他。作为一个管理者，改正错误，决不会“丢面子”，相反会增加威信。管理者在人际关系中，处于优越的地位，能知错而改，显然是一种高层次的自我修养。

　　四、仁爱

　　在孔子的庞大博深的思想体系中，仁爱是它的核心，总纲。一部《论语》有502章，论仁的内容，有58章，达109次。仁，实际上是其德治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管理，离不开仁。
孔子“仁”的含义，其中心点是“爱人”。在《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其另一种表达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具有什么样的品德才算是“仁爱”呢？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有明确的回答：“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王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意思是，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能推行王者的品德，就算是仁了。什么是王者的品德呢？孔子回答说：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对人恭谨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交往诚实能赢得别人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很好地使用民众。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品德的具体体现。其中，宽、信、惠，主要是对人而言；恭、敏主要是对己而言。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爱人”的要求。
爱，是人类的共同主题。爱人，体现着人道的原则。西方社会是曾经大讲“博爱”的。但令人吃惊的是，西方的管理，却难以找到“博爱”的影子。二战以后，西方的管理科学，手段是更现代化了，尤其在各种管理数学的模型中，更是“见物不见人”。行为科学标榜以人为中心，其宗旨并非“爱人”，而只是利用人。而孔子的管理思想，虽未把爱人与管理这两件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他却提供了结合的基础。而完成这一结合的，是孟子。孟子继承、发扬了孔子的仁与政的思想范畴，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明确地提出了“仁政”这一新概念，从而创造了这一新的管理思想。“仁政”的出现，使孔子的“仁爱”的管理思想，扩展成为管理的准则。
孟子认为，“不以仁政，不能治平天下。”（《孟子·离娄上》）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企业管理中的“仁政”，体现在何处？简言之，在对职工的全方位的关怀与爱护中。在中国，已有先例，对此，工人们曾说：“企业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要把心扑在生产上。”日本也有此例，因此日本的企业才深有体会地说：“爱你的职工吧，他们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五、信

　　“信”，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孔子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提及“信”的言论有35次。孔子论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民众对管理者的信任；另一方面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信实。
关于民众对管理者信任，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从这里可以看出，“信”在管理中的特殊地位。
“民信”，是民众对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的信任。民众如果对国家、组织、企业、管理者失去信任，也就失去了“民心”。此时，你的宗旨、方针、政策、法规再好，民众也不理采你。
关于管理者自身的信实，孔子有很多论述。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你。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历已也。”（《论语·子张》）管理者首先要获得民众信任，取信于民之后，才能去使唤民众，如果自身不讲信义，民众对你不信任，那么，你去使唤民众，民众以为你要害他们呢？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领导者如果讲求信用，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敢说真话、动实情的。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个管理者不讲信用，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管理者，如果不讲信誉，迟早要垮台。企业信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它包括如下诸方面；
质量信誉。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上出了问题，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前途；那些搞“假冒伪、劣”的企业，无异于自杀。
合同信誉。合同就是法。只有履行合同，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才能获得企业的长远效益。
价格信誉。公平定价，老幼无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广告信誉。广告要真实，不可做假，这样才能树立好的企业形象。
服务信誉。对产品要负责到底，售后服务不能失信于民，更不能“产品出门，概不负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管理正在转型之中。西方的管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全盘西化，却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走出误区，走自己的路。二战以后，日本式的管理给了我们以很大启示，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有很多硬管理，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其软管理，都有自己的一套。原来，从公元5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儒学受到冲击，但几经较量，儒学又以新的态势兴起。当时明治维新的伟人涩泽荣一，明确地提出，日本的工业，应该是“论语加算盘”，这是“致富经国的大本”。直到现在，日本的工业管理，仍有浓重的儒学成份，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儒学的故乡中国，一度曾把儒学、孔子作为废物加以清除，加以批判，实在是无知之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一些企业家用《论语》，用《孙子》，乃至用《三国演义》，来从事管理，从事经商，而我们却对此弃之不用，实在是怪。现在，是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使之服务于现代化的时候了。研究孔子的管理思想，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来源：《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 作者：李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