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不仅是万物本源，生命之根，更是宇宙的永恒动力，故《中庸》中说，宇宙之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王船山《思问录》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至诚无息'，况天地乎！"（《船山思问录·内篇》）有动才有"化成"的过程，有了"化成"的过程，才有宇宙万物。所以，动是宇宙之"诚"的表现方式，也是宇宙之"诚"的存在形式，"无息"与永恒运动则是宇宙的"至诚"之性决定的。"至诚无息"遵循着对立与互补的天道原则，那就是恒久执一与辟阖化成。恒久执一是宇宙之诚的根本，辟阖化成是阴阳之转化与演变，如此，宇宙万物才得以繁衍无穷。
"诚"作为存在宇宙的根本动力是无形的，是无声无息的，变化无穷而又不露痕迹。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诗经· 大雅·文王》中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礼记·哀公问》中说："无为而物成，天之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张子正蒙·天道篇篇》中说："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为物不贰也。"还说："已诚而明，故能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张子正蒙·天道篇篇》）船山《思问录》中说："诚斯几，诚、几斯神。'诚无为'，言无为之有诚也。"（《船山思问录·内篇》）天道无为是宇宙至诚赋予万物自身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即是"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注脚和说明，同时，它又把宇宙之"诚"作为圣人君子认识能力之外的一个神秘的真实存在来对待。这说明宇宙之"诚"不是圣人君子能够完全把握的一种伟大力量，圣人君子只有通过自我的努力奋斗，才可以赢得和拥有这种"至诚"精神力量的智慧以及它的支撑，才可以一步一步逐渐地接近"至善"，达到"化成天下"目的。因之，《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其实，"至诚如神"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故作高深，它真实反应了万事万物，以及人生、社会、国家政治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那些禀赋了中庸至德之性，且能够"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圣人君子，才能达到这种"先知先觉"的至高之境。
"诚"作为宇宙的本体和本性，也是儒家以及思孟学派性善论和智慧论的哲学基础。《中庸》中说："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圣人君子的"至诚"之性本自于宇宙之至诚，圣人君子之性善也来自于宇宙自然的至诚之性。儒家与儒学将人性之"诚"和"善"看成是先天的存在，圣人君子的培养及其"诚""善"功夫的长进与积累，智慧能力的深入与提高，只能依靠"尊德性，道问学"的刻苦实践来完成，只能依靠自我的努力去发掘，去发现，去养长。故《中庸》中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文王，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儒学之"诚"的学问以及圣人君子道德理念的生成，都不是脱离宇宙万物与客观实际的任何空想，他必须舍己以从道，知行以合一；而舍己从道，知行合一就是"思诚"精神的具体体现，说到底"诚"就是知行合一。所以，《中庸》中说："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总之，"诚"是儒者成就一切的基础，更是儒者"成仁"与成功的基础。在《大学》与《中庸》看来，儒者只有通过"尊德性，道问学"以及知行合一的"思诚"之路，才可以进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宽仁爱物"的"至善"境界；才可以养成典雅、从容、宽仁、爱物的德性与人格；才能使之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勇于道义担当的君子。惟有如此，他才可以有资格去做"修身"的样板、"齐家"的楷模，才真正有资格去谈论和实践"治国"与"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大学》中说："故君子必诚其意。""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三
《大学》《中庸》所推崇的"思诚"之路，不只是要求儒者去做"修身"的样板、"齐家"的楷模，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儒家数千年来的政治理想，即"国治"与"天下平"。
因此，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有两个过程和阶段更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过程和阶段是"思诚"之路从"修身"开始，即从自我的"自身"改造做起，也就是君子"修身"的阶段。修身不仅仅是个人的实践，也是个人的历练，尽管如此而没有"诚"的精神作支撑则难于达成，也就是说不"诚"则难于达到修身的目的，不"诚"亦不能做到家齐与万事和兴。诚如《大学》所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宽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在思孟学派看来，只有"诚其意"、"励其志"并能"慎其独"，才能真正达到"修身齐家"的目的。
第二个过程和阶段是"诚"作为"修、齐、治、平"的终点，以"治国"与"平天下"为归宿，这是一条实践之路，也是一条验证之路，更是一条艰辛的化理想为现实的漫长之路。因为它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对事事物物的正确把握，这种把握是对"诚"的政治人格的严峻考验。因为在传统儒家看来：没有"诚"的信念与内在修养，没有坚持真理的道德精神，没有信奉与秉承"真实无妄"与"实事求是"的人生操守和态度，没有"成仁"与"成圣"崇高政治理想追求，就无法实现"治国"与"平天下"的远大目标。诚如《大学》中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在此"意诚""心正"是"治国"与"平天下"的内在精神动力的关键所在。
《大学》《中庸》把"修、齐、治、平"的一切理想与目标都建立在"思诚"之路的基础之上，而"修、齐、治、平"的政治与社会实践，不仅仅需要的是"思诚"的精神与理想的支撑，更需要"思诚"的结果能够提供一套实用具体、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大学》与《中庸》以及诸多的儒家经典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实用与具体的政治手段：
清儒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诚》中说："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仪，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还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四书集注·大学章句》）总体来看，这些方法和手段可以概括在一下几个主要方面，那就是：
"仁"、"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等等。
从这些思想概念和道德德目的内容来看，它们都和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主张及其儒家礼制主义所倡导的治道精神和思想理念完全相同，而且它们也与《中庸》中"思诚"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思想概念和道德德目都离不开"诚心""正意"的精神基础作为支撑，因为如果没有"诚心""正意"的精神基础作支撑，"仁"、"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等等，都会因丧失儒家本体即"诚"，天道即"诚"，伦理道德即"诚"这一认识根基的支撑而成为空中楼阁，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可以想象没有"诚"何以有"信"；没有"诚心"和"诚信"又何以有"仁"，又何以能够"成仁"，"仁"又何以得以建立；没有"诚心""正意"的心态有何以有"敬"；没有"诚心"与"爱敬"又何以有"孝慈"；没有"诚心"与"诚意"又何以有"忠信"，有"忠勇"。因此，儒家的许多思想理念和伦理道德德目几乎都建立在"诚"，这一"真实无妄"、"至德""中庸"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思想基础之上。
在《大学》《中庸》看来"仁"、"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都来自于"天道"之诚，所谓："诚者，天之道"（《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是也；而认真践行"仁"、"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则是儒者的思诚之路，即"诚之者，人之道"（《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是也；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仁"、"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而已。只有诚心诚意践行了"仁"、 "义"、"礼"、"智"、"勇"、"敬"、"孝"、"慈"、"信"、"悌"，则其身可修，其家可齐，其国可治，天下可平。
《正蒙·诚明篇》中说："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张子正蒙·诚明篇》）二程说："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天道无勉无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圣人诚一于天，天即圣人，圣人即天。由仁义行，何思勉之有？故从容中道而不迫。诚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诚而复之，故明有未穷，于善必择，诚有未至，所执必固。善不择，道不精；执不固，德将去。"（《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八·中庸解》）王守仁说："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传习录中》）
儒学的"思诚"之路是一切是非的分水岭，因为有"诚"则有一切，无"诚"则一切皆化为虚妄。在有宋以降的儒家学者们看来，"不诚不庄"，（《张子正蒙·诚明篇》）即不以"思诚"之道对待天下万物的伪"德"、伪"仁"、伪"义"、伪"礼"、伪"智"、伪"忠"、伪"孝"、伪"勇"，凡此等等皆不足以成天下事，适足以败天下事。失诚无信，岂止于"不诚无物"，岂止于"善不择，道不精；执不固，德将去"，而是不诚无以立身，不诚无以齐家，不诚难以治国，不诚难以平天下。
《大学》《中庸》的"思诚"之路就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之路；它是战国秦汉以来思孟学派的思想精髓；是宋明理学的精神纲领；是因应时代需要的最为成功的政治理想。理学的重建与儒学的复兴，完成了程朱之学由两宋的"在野"向明清的"执政"的转变，也完成了儒学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变，并对明、清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风气产生了空前而巨大的影响。
观近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因理学的兴盛，儒学独尊的地位远迈前朝，故而能长期维系天下一统的稳定局面，国家内部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即使在清朝这样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的庞大帝国，也取得了长期的内部稳定和发展。我想这与明、清两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无关系。尤其是晚清之际，西方以文明强势入侵中国。当是时，内忧外患不绝，国家危如累卵，中兴诸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士大夫精英，皆能独支危局，拱卫清室，更彰显了理学的教化之功。正所谓君子以"至诚"待天下，天下必以"至诚"酬君子。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卫风·木瓜》）此之谓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陈学凯）
注释
① 且不说"汉承秦制"、外儒内法是西汉统治者的政治传统，即以《汉书·元帝纪》为例：汉元帝做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由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汉家者，太子也。'"
②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庸新义》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0页。
③ 钱穆著：《朱子学提纲》，〈钱穆作品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北京第1版，第78页。
④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庸新义》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