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诚"之路与家、国、天下
2012年11月21日
宋明以来《大学》《中庸》在儒学中地位陡升并非偶然，因为跨越千年的儒学独尊到了晚唐五代即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是本土化了的佛教在某些方面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儒学，同时，产生于本土的道教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而来自中亚、西域的伊斯兰教也开始在汉地广泛流传，这种情况构成了对传统儒学及其统治地位的重大挑战。从北宋以前的历史来看，儒学走向衰败之后，往往紧随着就是一个王朝的败亡，而儒学的兴旺和一个王朝的兴盛紧密相关。儒学在西汉的复兴，几于昙花一现，它同东汉的谶纬神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机勃勃的佛教相比，虽有独尊之名，却没有独尊之实。①直到隋唐两代的最高统治者也总是把儒、释、道三家并尊。儒学能否回到真正独尊的地位以因应时代的需要，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北宋以来皇权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也需要儒学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四书》的确定，以及《大学》《中庸》在儒学中地位的提升，则是统治者"求治"心切以及儒学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
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中，那些能够引领社会政治进步的思想学说的胜出，首先必须占领其时代道德精神与政治理想的制高点，只有站在这个道德精神和政治理想的制高点上，才可以俯视一切，才可以把一种思想学说，提升到为天下生民所崇拜、敬奉和真诚信仰的精神殿堂。
《大学》、《中庸》之所以能够占据古代中国道德精神与政治理想的制高点，这与《大学》《中庸》的最高宗旨是分不开的。《大学》的宗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它追求的是理想政治的最高境界，即中华道统思想与儒家正统思想历来推崇的社会政治的最高境界，这个理想境界的人性本质和社会本质都体现为"至善"的追求和想往。诚如朱熹所言："盖自天降下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因之，《大学》的教人之法无非是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开始，进而推演到修身、齐家，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然而，要成就这种"至善"的社会政治愿望，则需要一种崇高的道德精神的支撑才能够实现。在孔子的原始儒学及其以后的儒家圣贤们看来，只有"中庸"的智慧与思想才是最为根本的维系生民与社会政治理想的精神基础，是实现最高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孔子曾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孔子还认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在孔子看来，非至仁至智，绝难践行"中庸"之道。正因为如此，朱熹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尧之所以授舜也"，"舜之所以授禹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其传递与传承的对象只能是像舜和禹这样的大圣人。
《中庸》被孔子及其宋明时代的圣贤们看成是最高的道德精神，这既符合儒学一贯坚持的正统精神，也符合两宋时代知识精英们的政治理想追求。那么，《中庸》的核心精神理念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中庸的核心精神理念是常常易被人们忽略的，也是常常不易被人们察觉的，甚至是最容易被人们误解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不会将儒家中庸之道的核心理念与"诚"或者"真实无妄"联系起来。《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钱穆先生的解释似乎更直白一些，他说："人类男女死生，亦真实有此男女死生。更循以往，喜怒哀乐，亦真实有此喜怒哀乐。饥寒温饱，亦真实有此饥寒温饱。凡此皆各各真实，不虚不妄。中国古人则认此为天道。故曰：'诚者，天之道也。'"②
中庸中潜藏的这一核心理念早已被朱熹所点破，朱熹在注解《中庸》时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见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依朱熹之见，中庸精神或者说是中庸之道是建立在"真实无妄"的天道之"诚"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真实无妄"是什么？真实无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事实。钱穆先生在其《朱子学提纲》中也说道：朱子认为："诚只是实。""诚是理。""诚是实有此理。""诚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为实然之心。""不观中庸，亦有言实理为诚处，亦有言诚悫为诚处。"③ "诚"就是"真实无妄"，就是" 天理之本然"，反之，" 天理之本然"亦是宇宙本体之"诚"的体现。而作为体现"诚"之本体的宇宙之道，不是凭空而来，乃是基于圣人君子"格物"、"致知"的思维成果。圣人君子通过"格物"、"致知"获得的知识和思想，这些知识和思想即是对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圣人君子对自我的认识规律的把握而形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代表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圣人君子自身认识规律的所谓"道"，都是圣人君子不可背离的与不可违逆的，正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真实的宇宙，诚信的自然，即是圣人君子不可背弃的"道"的本体，而这一宇宙万物的本体--"道"，其核心精神即是"真实无妄"的"诚"的显现，同时它又以"真实无妄"的"诚"为归宿。而认识了"道"即是"诚"的本体性与真原性的同一时，才可以确定圣人君子必以"至诚"和"诚明"的正确心态与姿态，来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与发展。
所以说，中庸精神来自于圣人君子对"道"的"真实无妄"的深切体悟，来自于圣人君子对" 天理之本然"的真诚信奉和遵循，而不是流于表面形式的"执两用中"，更不是纯粹以平衡矛盾为手段，以妄顾事实为能事的所谓"中庸之术"。因之，如果失去了对宇宙之道"真实无妄"的"诚"的本体精神的体悟，中庸之道必然会被误解为肤浅的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甚至是两面三刀、损人利己的"中庸之术"。因为在孔子和儒家的先贤们看来，不能达于"至诚"和"诚明"的智慧境界，则不能达于"至德"的中庸之境。
钱穆先生认为："《中庸》阐述天人合一，主要有两义。一曰诚与明，二曰中与和。"④ 由"诚"至于"明"是圣人君子将宇宙自然之道转化为自我认识之道的必然过度，由是观之，"诚"是"明"的基础；而自我认识的主体理念"明"与宇宙自然之道的"诚"的合二为一，则是由"明"而"诚"的认识升华。没有"诚"则不会有"明"；而没有"明"则宇宙之"诚"亦无所皈依。由此可见，中庸之道的认识基础是"明"不可以弃"诚"，"诚"亦不可以弃"明"。所以，《中庸》中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主观之"明"与客观之"诚"的相生互济，必然会致力于宇宙人生的"中和"之道，能致力于宇宙人生的"中和"之道，则达于天人合一之中庸境界。
由"诚"而"明"是基础，由"明"而"诚"是提升，而由"诚明"步入"中和"的天人合一之境，则是进入了"致中和，天地位焉"的最高中庸境界。因为人生于宇宙天地之间，亦是宇宙天地的一部分，人自然会体悟到自身不可背离宇宙天地之道，必然要和宇宙天地之道相符相合，如此人类自身才可以生生不息，绵绵不绝。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免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王阳明更认为："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传习录上》）
总之，既能"体道"又能"明道"的就是"明诚"，而"明诚"就是圣人君子对"诚身"、"诚意"与"诚心"的自我体认，这是理解中庸之道和实践"中庸"之道的必经之途。因此，"中庸之道"，即思诚之道也；思诚之道，即明善之道也。而只有"诚意""明善"，才可达于"至善"的理想境界。
二
从《大学》《中庸》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在其认识的初始阶段，确定的目标只是"识诚"与"明诚"这两个方面。这两方面也可分做两个阶段来看：首先，"格物""致知"是获知"诚者，天之道"的阶段，即"识诚"的阶段；其次，"诚心""正意"是知识内化为理念，变成人的实际能力，即"诚之者，人之道"的阶段，即"明诚"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构成了一条系统的"思诚"之路，"思诚"既包括"识诚"，也包括"明诚"，因之，"思诚"即是这条道路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就连这条道路上的认识基点与认识核心，即"不诚无物"， "至诚无息"，"诚无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等等，（《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也都体现了"诚"是开启一切与成就一切的一把钥匙，可以说"诚"是《大学》《中庸》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理念。
正因为如此，"诚"在《大学》《中庸》的初始认识阶段，就具有了本体的地位和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它是以宋明儒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身份出现的。其立意的目的是把宇宙自然的本体精神看成是"诚"， 也把"天道"规律界定为"诚"，既然本体的精神与天道规律是"诚"，也就是本体即"诚"的认知的确立。人的认识也是一样的，它不仅来自于宇宙天地之"诚"，亦是宇宙天地和本体之"诚"的一面镜子。《中庸》中说"自明诚，谓之性。"（《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性"即天地宇宙之性，"真实无妄"之性，也是宇宙本体的"至诚"之性。只有这种"至诚"之性，才可以推动天地、自然、人生、社会与政治的化育和进步，诚如《中庸》中所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诚"即是本体，它也就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皆源于宇宙之"诚"的养长与孕育。没有宇宙天道之"诚"，则没有这个世界，更不会有人类和人类社会。故《中庸》中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张载《正蒙》中说"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物'"。（《张子正蒙·诚明篇》）"不诚无物"是《大学》和《中庸》中最重要的思想命题之一。这个命题之所以至关重要，即在于"不诚无物"是宋明理学一切论说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诚"作为万物本源的意义更大于它作为本体的意义，因为"诚"的实在性与"真实无妄"的不可动摇性，才是理学思想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真正根基之所在。
"诚" 是万物的本源，也是生命之根。在《中庸》看来，一切生命的活力都是自本自根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干预，诚如只有生命才能孕育生命一样，宇宙万物的真实存在就是一切生命之根本。故《中庸》中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张载《正蒙》中说："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张子正蒙·诚明篇》）《船山思问录》中说："天不听物之自然，是故絪缊而化生。""至诚无息，况天地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何静之有？"（《船山思问录·内篇》）"诚"是主动的，也是能动的，同时也是持久的；它生有所本，死有所归；不是寂静一片，而是生机一片；是宇宙生命与自然活力的总体现。有"真实无妄"的宇宙自然，才会有生命，有"真实无妄"的宇宙自然之"诚"，才会有一切本然世界与意义世界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生机与活力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诚"是宇宙之中一切生命活力的源头，是宇宙万物能够永恒运动的根本之所在，即使是个体生命、群体社会、国家政治、天下万国，都不可能有任何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