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爱人"思想的深层意蕴
孔子主张实行"仁爱"应采取"忠恕"的方法。忠恕是贯穿他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原则。
关于"忠恕"，《论语》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忠恕包括"忠"和"恕"两个方面。所谓"忠"就是把心放在当中，诚恳地待人。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立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处处立得住，事事行得通。自己有什么欲求，也要想着别人会有同样的欲求，尽力使别人的欲求也得到满足，这是从积极方面讲推己及人。而从消极方面讲推己及人就是"恕"。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所不喜欢、不愿意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我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这就是宽容待人的意思。孔子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也是提倡这种品德。
忠恕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方法。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和一种品德。从孔子提倡的忠恕品德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味到他对别人实行"仁爱"的出发点。"仁爱"不仅仅是关爱人的生命，更是尊重人的价值，而对人价值的尊重首先体现在对人意志的尊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把匹夫之志看得比三军之帅还重要，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意志、有志向。孔子主张的推己及人，不是以己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别人的意志。以己推人贵在成人之美，而所谓成人就是使人能在社会上"立"与"达"。孔子说他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他从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幼年丧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少年，通过"志于学"，到在社会上有所"立"，进而"不惑"、"知天命"的过程，就是安身立命的过程。孔子对人生道路的体验是他主张"立人"、"达人"的内心依据。所以孔子推己及人的仁爱，也就是自己在社会上安心立命，也使别人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夫子弟子三千，成就七十二贤人，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教育，这种"成人"的事业也是他仁爱思想的实践。
然而孔子人生最大的志向是推行仁道于天下。他说："志于道"（《论语·述而》），其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既是曾子自言其志，也可以说是对孔子仁道志向的最好表达。孔子以实现"仁道"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直到生命终结。这种对社会、历史负责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包含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包含了他对个人生命的寄托。孔子主张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对于代表个人存在的"己"，一律冠以"修"字，目的是提倡士人君子以修身为本，完善个人的道德人格，而修养的目的是安顿众人，安顿百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的是"大我"境界，这在宋明理学家张载的思想中，被表达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四句教也成为世世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又如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曾有这样的名句，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他把儒家的大我境界化作了士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因此《岳阳楼记》也传为千古名篇。
儒家"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在个人处世上如上所述，而对于个人生命的态度，则如孔子的"杀身成仁"，表达出一种重道不重生的倾向。《论语·宪问》中有："子路问成人"，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认为，要做一个人格完美的人，不能见利忘义，即使长期处于穷困之中，也不能忘记自己平生一贯的处事准则，遇到危险时刻，则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用自己生命来换取的又是什么呢？是仁"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表达了他为实现人道理想义无反顾的决心。"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更说明了志士仁人，当实现仁道与保全自己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道理想。类似的道理，孟子在阐发他的心性说时，讲得更清楚，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仁义之士并非不热爱生命，但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这就是道义。当两者冲突时，如果舍道义而保性命，是无异于苟且偷生，这是被世人所最不耻的。所以厌恶死亡虽是人之常情，但还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无耻之事，这正是仁义之士所以有时不避祸害的原因。
孔子和孟子，一个讲"杀身成仁"，一个讲"舍生取义"，前者注重的是仁道理想，后者强调的是道义原则，而他们在生死危险面前所取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就是把道德和理想放在首位，重道不重生。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主张轻生重死。孟子用"熊掌"和"鱼"对道义和生命做了精辟的比喻，而孔子的"杀身成仁"也有另一段重要的话作为补充，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守死善道"，君子虽然应誓死保卫自己笃信的道，却不要轻易进入危险的国家，也不居住处于祸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士君子出处进退的一贯原则。可见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并非让人轻抛性命，作无谓的牺牲。儒家也并非不爱身、保生，他们只是强调在生死危急关头要以仁义为重，必要时宁肯牺牲性命也要坚守信念。对于他们，保全性命与操守气节是一致的。
孔子对于道德生命价值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人身后留给社会价值的重视，"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他以为，君子最怕的是直到死而名声仍未被世人称颂想念。这将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一大憾事。儒家有著名的"三不朽"说，即《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不朽，指长久的价值。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因为，"立德"，人具有崇高品德，便能人格不朽；"立功"，有辉煌业绩，便能事业不朽；而"立言"，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永存的文字，便能思想不朽。这"三不朽"都是就人的价值对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贡献讲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儒家人生观和生死观的入世倾向。
三、结论
总结上述孔子仁爱思想在生死问题上的看法，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孔子仁爱思想，从关爱人的生命开始，重人的生命价值，更重人的意志和志向。
其二，"仁爱"思想重人，侧重于人的社会群体价值。孔子重民生、群生，由此引出他的"泛爱众"（《论语·学而》）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政治伦理思想，而这亦应看作是他人文理想及人文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由此而奠定基础的。
其三，孔子以"仁"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杀身成仁"，是主张在"弘道"中追求人生命的永恒价值，表现仁爱思想以"肉身成道"，重道不重生的倾向。但孔子并非教人不爱自身，这体现在他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主张上。
其四，孔子仁爱思想的生死观，是一种入世的生死观。不求知生死，也不强求永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但求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不求在宇宙中安顿生命。因此为后来佛道在中国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来源：国际儒学网 作者：刘宗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