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并非是孔子对“德”的偏爱，而是对管理实践的总结。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通过对政、刑、德、礼四种统治手段的比较，孔子指出：政令的引导、刑罚的制裁，都只起暂时作用，因为人没有羞耻心，不能约束自我。道德的引导、礼仪的规范，却可以使被管理者产生羞耻心，而自觉服从管理。由此可见，孔子视“德”为主要管理手段，而非唯一手段。在刑治与德治中孔子首选德治，是因为他认为“德”能治本，而“刑”仅治表。
　　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刑治，他反对的是滥刑，他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他宣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以“德”为主，辅之以刑，先德而后刑，这应该是“为政以德”的应有之义。它表现了孔子对西周人“怀德而畏威”方能“保世而滋大”（《国语·周语》）管理思想的继承，又给后来的儒学继承者的汲取法家“刑治”思想中合理成分而形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治国方略以启迪。
　　毫不夸张地说，《论语》中反映的“为政以德”的管理思想已初具体系化的雏型。即使用现代管理理论的几个主要命题来审视，可以肯定地说，孔子的许多论断和回答都已越过时空而融入现代管理思想体系。
　　（一）首先从决策方面看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充分体现出孔子对最高决策权的维护，他不允许地方越权决策，他认为中央决策权旁落就会造成天下混乱。
　　孔子提醒人们决策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猜想臆断，事先定框子，固执而不灵活，坚持己见而忽视他人意见，这都是决策的大忌。
　　孔子主张决策时要“多闻”、“多见”来弥补自己经验和智慧的不足。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孔子要求决策时不要急躁而贪图快，要从大处长远利益出发。他说：“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孔子非常重视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他在批评子路时指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他认为作为三军统帅光有赤手空拳斗老虎、过大河的勇武不怕死是不够的。遇事严肃谨慎，善于谋划动脑子，以完成任务为重，这些才是三军统帅的必备品格。
　　（二）其次从用人方面看
　　孔子受西周人“举贤任能”以兴国思想的深刻影响，把“举贤才”当作管理国家的大事来对待，而且要求贤才要大家都来举荐。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孔子认为举荐人才关系到民心是否安定的大问题。他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孔子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卫灵公》）选拔任用贤才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要多方考察，认真了解。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论是众口一词说他坏的，还是异口同声赞他好的，都一定要进行考察。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通过看做事的动机，看发展过程，看内心活动的追求，这三方面考察的结果好人坏人是藏不着的。
　　孔子反对提拔任用人才时搀杂个人好恶。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恶其死，是惑也。”（《颜渊》）
　　（三）再次，从培养官员方面看
　　孔子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官员要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培养。官员要不断地从道德方面完善自我。他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从政者不追求吃得好，住得舒服；要做事勤快，说话有分寸；重要的是要接近有道德的人，使自己行为端方。在孔子看来，对“道”的追求应该强烈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程度。
　　孔子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大量的对举，为官员们制定出许多行为规范。他要求“君子周而不比”，做一个接近众人而不拉小圈子的正派官员。他要求“君子喻于义”，做一个以大义为重的正派官员，等等。另外还提出了什么“三戒”、“三友”、“三乐”、“三衍”、“三畏”、“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等等繁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君子”。然而正是这种过殷的期望，繁多而琐细的要求，使从政的官员们动辄得咎。“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要求简直使人无所措手足，使官员们失去了个人心性。从另一方面说，正是这种严格全面而又具体详尽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骨骼和血肉，以至于使道德的影响力弱化了社会管理的影响力。
　　（四）又次，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看
　　生逢“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乱世的孔子，渴望有序而安定的社会，然而他所希望的又不可能是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秩序。他认为社会的稳定，一依赖于国家关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二依赖于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和谐。只有在君臣、父子这两个支柱上，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孔了与齐景公论政的对话中集中地表述了这一观点。——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关于君臣关系和谐，孔子提出应以“忠”为标准。他认为“忠”是有先决条件的。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明确要求用“礼”来调节制约君权。如果君言对臣下无“礼”而态度横暴，臣下就有理由离弃君主。孔子强调“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这在君权神圣的时代，委实突破了前人奴隶式无条件服从的囿圉。
　　孔子认为“忠”不是臣下对君主的无原则迁就迎合，而是敢于直言进谏不怕触怒君主的“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的更大的忠诚。
　　孔子认为“忠”建立在事业基础之上。他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不要把俸禄吃饭问题放在前边。“君子谋道不谋食。”
　　关于家庭关系，孔子提出以“孝、悌”为调节制约家庭关系的标准和手段。他认为孝悌是“仁爱”的表现。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还认为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爱心”普及扩大开来就是治国。他说：“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就是治国。他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
　　孔子是“家”、“国”统一论者，只要维护好家庭，使其和谐稳定，国家社会稳定和谐才有可能。孔子稳定家庭的思想，显然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的。农耕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正是建立在家庭这一社会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的吗？
　　孔子曾周游列国，向各国诸侯推销“为政以德”的思想和主张，然而却没被诸侯们接受。据此，不少人论定孔子和《论语》是“不合时宜的道德说教”，“表现了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守旧态度。”更有甚者，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们的利益，必然不被新兴封建主们欢迎。
　　诚如是，又该如何解释下列史实呢？
　　1.孔子何以会在他辞世三百年后，受到了汉代封建主的青睐，儒学竟享“罢黜百家”而独存的殊荣。
　　2.为什么在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的今天，我们的东邻却欣喜于“《论语》十算盘”的成功？为什么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传出要从儒家集中寻找拯救力量的呼声。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走出单纯尊重人才研究的“盘陀路”，迎来孔子和《论语》研究的新天地，获得扬弃传统文化的新成果，才能创造出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作者：赵九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