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论——《论语》新探

2012年07月17日

　　说孔子在《论语》中要告诉人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道德伦理”本身，而是对“道德伦理”的应用，是运用“道德伦理”去协调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群体的和谐——其管理学价值远大于其伦理学价值，这也许会令不少人惊讶不已。
　　其实，近年来不少人的目光已经越过道德伦理之藩篱，而试图从“伦理政治”、“政治思想”、“领导思想”等不同视角去考察《论语》和孔子。人们对孔子带领弟子门人劳而不疲地奔走于列国之间，孜孜以求地游说于诸侯之前目的仅在于道德说教的古训，也开始产生怀疑。只要我们不带任何一种偏见，客观地历史地去考察《论语》，就不难发现《论语》首先是一部教人“为政”的书，是教人通过道德手段而达“为政”的目的书。

    《论语·为政》集中、简括、明白地表述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和主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灼灼北斗在闪闪繁星拱卫之中。这幅有序而璀灿的星空图，如果正是孔子理想社会局面形象而真切的描绘，那么“德”无疑是通向其理想国的坦途。“为政以德”，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和谐的社会群体关系是以“德”为手段而实施管理的结果。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以下引文只注篇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境地。《论语》向人们确立了“政”与“德”的主从关系。是传统的研读《论语》的思维定式颠倒了这种关系。一旦突破《论语》传统编排所形成的束缚，我们便会发现孔子把人看成管理中心，把“德”当作管理手段，把人际关系和谐定为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体系。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正是在研究夏礼、殷礼、周礼以及周公、管仲、晏婴、子产等人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周人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事实上，西周人正是从殷纣王亡国的惨痛教训中对“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君权神授思想有了新认识。认识到人君不可任情为恶，恣意为恶而使民不聊生，是会受到上天惩罚的。因而，他们主张“天人合一”，他们寄希望于“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严格地说，西周人的管理思想并未脱夏、商以来天命神判的巢臼。然而，西周人鲜明的“重人君之德”、“重人事”的管理思想倾向，和正在萌生的“法先王”的经验管理与决策思想，却给孔子极大的影响。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沿着“损益”——即增删取舍这一规律，社会在继承前人经验教训中向前发展。“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对时、辂、冕、《韶》、《舞》、郑声，佞人的不同态度同样表明了孔子对前代的弃取。
　　孔子经验论的弃取观，还获证于他对管仲的评价。孔子曾激愤地批评管仲拥有“三归”、“反坫”的越礼行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然而，孔子对管仲管理国家所建立的历史性功绩又盛赞不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
　　孔子生活的时代仍是占卜之风盛行的时代，孔子也并非无神论者，然而，西周人开始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孔子，使他的管理目光不再在鬼神世界逡巡。“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自西周人立国至春秋的数百年间，是中国古代管理由神治、神权向人治、王权转化的剧烈变动时期。《论语》确立的孔子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体系，正是这个大变动的总结。
　　孔子的管理思想不仅在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从世界文明进程看，也还领先于世界。
　　柏拉图比孔子晚124年降生于这个世界。 由于他在国家管理中设计了“理想国”，提出了“哲学王”的主张，而被整个西方奉为文明的圣者。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类比，称主张“为政以德”的孔子是“道德王”的倡导者，该当之无愧，且毕竟早了124年。
　　不仅在倡导“人治”这一点上表现出东西方文明在历史进程等高线上的惊人相似，而且在培养、选拔、使用从政人才及管理措施上，也是那样的如出一辙。为着消除希腊的城邦危机和建立和谐社会，柏拉图要求人们要具有“智慧”、“勇武”、“节制”、“正义”四种德性。同样为着息止诸侯兼并纷争而建立“治世”，孔子提出恢复礼制以建立秩序的主张，要求人们在“仁爱”、“礼义”、“忠信”、“智勇”等方面修养自己。
　　西方的柏拉图与东方的孔子，不谋而合地亲身致力于教育，以培养从政人才。柏拉图的“学园”和孔子的“杏坛”都汇聚了大批优秀青年。尽管，由于他们在兴学校办教育中的首创和建立的丰功，而被后人尊崇为西方与东方的教育开山祖，然而，求实地说他们开办的学校还只是培养后备官员的“政治训练班”。
　　春秋晚期，虽然仍处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农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变革，人作为生产力的根本要素，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西周人“敬德保民”、“视民如子”思想长达数百年的影响，也强化了统治者对人的重视。正是这样的社会条件造就了一代先哲孔子的人本思想。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在马是人的富有和地位的标志的时代，马的珍贵甚于奴隶。然而，孔子并没有把命运不如马的奴隶排除在被关心者之外。这种珍惜生命的情感，在孔子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诅咒中表达得更为强烈。孔子还珍视人的气节与人格，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孔子尊重人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他进而把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爱心扩展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关心社会的大胸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孔子以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姿态站在奴隶社会的前列。换个角度说，孔子“为政以德”管理思想体系还建筑在“仁者爱人”人本思想基础之上。
　　孔子对“仁”的阐释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意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认为“爱人”的最高层次是着眼于对全社会的爱心，灌注在治国方略之中。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评论郑子产的主要政绩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爱人”的最高境界在国家在社会的最鲜明最突出的表达还出现在他对管仲政绩的评论中。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认为，使齐国强盛起来、匡正混乱局面、改变齐国“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使民众享受到这样好处的管仲，具有最大的爱心。“爱”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功在国家利在民众。正基于此，他提出：“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这种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而让天下充满爱心的向往，虽然被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仍无伤他呼唤社会充满爱的伟大与崇高，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冷酷而充满血腥的时代。
　　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角度看，“为政以德”是以人为管理主体的管理中心论的最早表现；又是对管理就是增强影响力和实施影响行为过程这一科学含义的最早认识。管理者以己之德影响被管理者，推动政令的施行；管理者以“身正行端”的表率引导人们杜恶向善，以实现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的和谐。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和影响行为。他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这些显示出榜样具有无穷影响力的论断，掷地有声，响彻千年而不绝。
　　管理者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来自于管理者的美好形象。管理者要做到“为政以德”要身体力行。“慎终，追远”方能“民德归厚矣”。孔子也注意到了实践的困难。他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颜渊》）
　　孔子是把管理者自身也当成极好的管理工具和手段的。因而追求管理者形象的完美，重视管理者自身素质建设，成为自孔子以来中国式管理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正是管理者美好形象的超越于权力之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孔子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工程简单化地看成管理者的个人行为，从而陷入了对管理者个人素质的盲目崇拜。把管理者个人的影响力夸大到了近乎绝对化的程度。从而，一开始就给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涂上一层令人目眩的油彩。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孔子的“草风”说，因把百姓比作随风倒的草而常被批评为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其实这里主要说明管理者的主导作用。这正如他在另一段话中说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怎样形成管理者的美好形象，孔子认为通过内省可使管理者形象臻于完美。他倡导：“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孔子鼓励管理者要勇于改过，改过是完善自我的另一重要途径。他说：“过、则勿惮改。”（《学而》）他的学生子贡则说得更明白：“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总之，孔子重视管理者的美好形象，而要求管理者不断修养自己，其目的全在于通过增强管理者的影响力实现其管理目标。他明确指出“修己”与管理系统工程的关系——“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安百姓”，（《宪问》）这正是《礼记·大学》把孔子管理思想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系统工程的最好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