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轻敛薄赋、休养生息、富民养民的民本思想
　　“君”和“民”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孔子通过对古代历史的解读认识到了这一矛盾统一体，他从桀灭纣亡的悲剧中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因此，孔子的经济思想中蕴含着相互的民本思想。他以“仁爱”为基点，强调统治者应以爱民为先务。而爱民不能只空谈心性，必须把富民放在为政的首要位置。孔子告诫子贡，为政之道，先要使老百姓有充足的粮食，其次再修治武备，这样，人民自然就会对政府充满信心。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注：《论语·颜渊》。）。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有使民富且寿”（注：《说苑·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欲，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老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
　　如何才能富民呢？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剥削，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鲁哀公向孔子求教为政之道，孔子说：“薄赋敛则民富”（注：《说苑·政理》。）。哀公在位时，年岁荒歉，国用不足，于是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请教解决困难的办法，有若回答说：“盍彻乎？”（为什么不实行税田十取一呢？）孔子对那些“苛政猛如虎（注：《礼记·檀公下》。）”的残暴统治者深恶痛绝，对其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的丑事耿耿于怀，鼓动他的弟子们“鸣鼓而攻之”。
　　（四）“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
　　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而教育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巩固和推动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保障。孔子认识到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之后，抓教育就是统治者该做的头等大事。子贡问政，孔子说：“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注：《说苑·政本》。）。孔子周游列国到达卫国时，正好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再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之后又怎么办呢？孔子说：“教之”（注：《论语·子路》。）。面对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人们的道德素质却每况愈下，严重地阻滞着物质文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为了一己私利，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互相倾轧，上下僭越，见利忘义。因此，孔子主张“先富后教”，特别要注重道德、伦理教育，以“仁义”作为其教育的基本精神，以“礼乐”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还主张“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打破教育的界限，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全体人们的道德素质，从而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顾今日世界，经济的腾飞与教育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教育也令人称羡，而教育落后的国家，其经济也必然落后于人。

　　二

　　孔子的经济思想在中国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今天，孔子的经济思想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突飞猛进，就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学者盛赞东亚的“儒家文明”，誉之为无可匹敌的文化动力。因此，如何重新看待孔子，充分挖掘孔子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成为跨也纪的中心课题。孔子的经济思想启示我们：
　　（一）要敢于求利、求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以市场为杠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们的共同富裕。正如管仲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注：王充：《论衡·治期》。）。如果违背人民的利益，而空谈什么政治和理想，都只可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只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卷3，第373页。）。只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都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妥善处理好人民的生活利益而引起的。
　　（二）要合理求利、求富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法治经济，必须服从国家法律的调控。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企不分，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统得过死、管得过细，以至扼杀了经济发展应有的活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杠杆，以竞争为手段，经济的发展依价值规律而运行，国家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以确保市场竞争在公平合理的状态中有序运行。在我国，《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指出，行为人从事经济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的经济主体“放于利而行”，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大量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坑蒙消费者，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违法乱纪，破坏人类的生态环境，而有的主管部门、执法机关鼠目寸光，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结果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道德伦理的支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人文环境，适当的道德伦理精神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牵引和价值效能。所谓“论语加算盘”，就是用孔子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来指导经济活动，用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经济活动中讲求和遵循道德规范，实现功利与道义并存，伦理与经济合一。孔子提出的诚信、敬业乐群、“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等思想无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孔子主张“先义后利”、“义然后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就是“义”。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倡并确认道德为立国之本，认为欲求建立正直而和谐的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在1991年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李光耀就华商成功的秘诀发表了精彩的讲演，他认为，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促成了华商的成功。在我国，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三）允许“先富”、致力“共富”
　　孔子鼓励人们追求富贵，但是，每个人不同的劳动素质和环境资源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首先实现“共富”，因此，孔子又鼓励贫困者们安贫乐道。当然，孔子也有一个“共富”的理想，那就是“大同”理想社会，但这仅仅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想，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理想之路，因而孔子的“共富”也不可能实现。孔子的“均无贫”思想虽然提出了对社会财富实行合理调均，以免出现大富大贫的现象，危害社会稳定。但是，从孔子的政治理论来看，孔子主张的是宗法等级观念，其“均”无非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各得其分”、“上下相安”的“均”。在私有制社会里，孔子看到了贫与富、先富与共富的矛盾，但是他始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市场竞争，必然有优胜劣汰、先富后富，这是正常的，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大富大贫、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它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富。对于先富的一部分，国家在积极支持鼓励的同时，通过课之以税收等办法进行合理调均，对于比较贫困的、后富的一部分，国家则有计划地进行扶贫帮困，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四）必须坚持以科教兴国
　　孔子强调“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其应该以科技为动力，走科教兴国之路。虽然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时是隐性的、间接的，难以立竿见影，但是它对社会所产生的推动力是巨大的、持久的。如今，知识经济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在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是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实现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动。
　　此外，儒家伦理中很多道德规范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仍具有现实意义。孔子主张以礼待人、礼贤下士，长对幼要宽厚谦和，下对上要忠诚，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同现代经济管理中的人群管理、情感投资、道德激励是相通融的。孔子思想中取之有道的合理谋利思想，仁民爱物的情感关怀，讲信修睦、敬业乐群的道德品质，沉勇刚毅、勤奋节俭的人生态度，以和为贵、以礼待人的良好风尚，都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来源：《益阳师专学报》 作者：易永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