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转换

2013年09月26日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历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有过长期的、唯我独尊的垄断地位，也有过如孔子亲历的过匡被围、微服过宋、陈蔡断粮的曲折，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批儒批孔的艰难坎坷。20世纪中期，孔子及其思想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而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文化论派”从文化动因这一角度对东西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认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促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迅速驶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如今用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孔子，了解孔子的经济思想，取其精华，用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显重要。

　　一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构建在他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其政治理论的延续。其理论基础之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而推衍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二是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真正的人，因而对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要做到不贪，谋取利益时要合理合宜，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在经济社会里，个体之利与整体之利、群与己的矛盾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辩。由于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等话，许多人便以为孔子是一个只讲仁礼道德、不讲经济利益的空想政治家，认为孔子缺乏经济思想、没有市场观念，甚至认为孔子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包袱，这是对孔子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
　　首先，“子罕言利”（注：《论语·子罕》。），但非不言利。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没有为贫穷辩护，相反，他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的、正当的要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注：《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注：《论语·述而》。）。所谓“子张学干禄”（注：《论语·为政》。），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获取仕禄的问题。孔子还认为，一个人要安于贫困而无怨忿是很难做到的，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注：《论语·宪问》。）。
　　其次，孔子认为富贵和一己私利要通过正当合理的途径获取，要用合乎“义”的正当手段取得财富，而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旁门左道去攫取，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私有观念日益凸现，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社会进入无序状态，孔子呼吁人们“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这里的“义”宋代鸿儒朱熹把它理解为“制事之宜也”，即获取利益要合乎事宜，要以谦逊的言语来表达，以正当的手段、依礼节去实行，以诚实的态度去完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接着，他补充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可见，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义之利。孔子的弟子冉求担任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为其设法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季氏比周公还富，孔子对冉求为虎作伥，帮助季氏谋取不义之利的行为十分愤慨，他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注：《论语·先进》。）。
　　再次，孔子强调要用正确的心态对待贫与富。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分化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富必有贫。因此，孔子强调在富裕的环境中，要讲究“俭”、“约”，做到“欲而不贪”；而在贫困的环境中，又要能够安贫乐道。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策时，孔子说：“政在节财”（注：《史记·仲尼世家》。）。孔子还说：“奢则不孙，俭则固”（注：《论语·述而》。）；“以约失之者，鲜矣”（注：《论语·里仁》。）。这些都是告诫统治者为政要讲究俭、约，只有这样，统治才会巩固。当个人生活贫困时，孔子要求人们做到“君子固穷”，处之泰然。孔子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连连赞叹：“贤哉，回也”（注：《论语·雍也》。）。孔子一生历尽艰险，有过陈蔡断粮之苦，他自己也是勤俭节约的典范，对于“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样的贫困生活，亦能安之若素，并自认为“乐亦在其中矣”（注：《论语·述而》。）。相反，“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认为“未足与议也”（注：《论语·里仁》。）。孔子这种淡泊名利、安于贫困、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孔子的义利观建立在其“仁”学基础之上，因此，他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孔子强调“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果一个人只关心个人私利，则为“不义”，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注：《论语·宪问》。），对于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注：《论语·阳货》。），“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注：《论语·卫灵公》。）的只图个人安逸，不思国家人民利益的生活，孔子认为“难矣哉”，即说想不生祸患是很难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把它升华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注：《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境界，甚至认为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
　　（二）“均无贫”的分配观
　　孔子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怕贫困，就怕分配不均；不怕人民少，就怕不安定。分配均匀，就没有什么贫困，人际关系和谐，就不会孤立，社会安定，就不会有国家倾覆的危险。联系到今天，有的人发财致富了，腰缠万贯，却偷税漏税，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即是明证。孔子告诫统治者要注意“均”的分配原则，防止大富大贫的两极分化。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是这样阐释孔子“均无贫”思想的，他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敌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注：《春秩繁露·度制》。）。如果社会财富分配失均，则部分人大富，多数人大贫，大富则骄，骄则残暴，欺压百姓，激起民愤。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饥寒交迫，逼上梁山。所以，分配不均，大富大贫，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统治者要合理调均，使富者足以显示其高贵而又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家糊口、养生送死而无憾无忧，不至于为盗，社会才可以安定而不至于倾覆。孔子在《大学》里进一步说“财聚则民散”，意思是财富过于集中，分富分化，人民就会流离失所，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
　　宋代鸿儒朱熹对于孔子的“均无贫”思想却有另一番理解，他说：“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注：朱熹：《论语集注》。）。意即财产的分配要与身份等第相适应。事实上，春秋时期，周天子基本已无土可封，徒有其名，而众多的诸侯列强，其领地已大于王畿，许多诸侯国的公室领地，又普遍小于诸侯国内强宗大族的私家采邑。由于这种财产分配关系日益紊乱，造成诸侯国内权利之争日益激烈。孔子说的“均”与“安”，就是要人们安分守己。例如晋国在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政权之争以后，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19 年之久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国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号令重新确定等级名分，规定“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希望从此“政平民阜”（注：《国语·晋语四》。），即孔子所说的“均”与“安”。然而，晋文公重耳在生之时既已“患贫”，他去世之后，晋国的卿大夫就更为财产与权力而争夺不休，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均”与“安”。
　　随着奴隶社会的井田制的破产和私有土地的出现，社会财富不断地进行着再分配，贫富分化必然日益加剧，奴隶社会的等级分配制度也必然被打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无不是从贫富分化、财富集中而发端的，而新的王朝的建立，又无不是从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对老百姓的休养生息开始的，这是以武力手段对贫富分化的遏止和对社会财富的调均，只不过这种武力调均实在令统治者难以忍痛。孔子的“均无贫”思想是希望用和平的手段，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和对人们实行道德教化来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合理调均，防止极富极贫，因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孔子“均无贫”的思想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其最高境界是全社会抛除私有观念，共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