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文本结构与文化意蕴

2012年12月12日

    在五六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对《水浒传》的阅读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政治伦理的价值评判毫无疑伺曾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统治者的禁毁还是革命家的推祟，无论是将之视为反抗者的赞歌，还是把它看作投降派的挽歌，都毫无例外地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话语运作，是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向文化形态的呈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方式，我们亦不必苛责前人的偏激与浅薄― 我们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中同样会被彼时流行的话语所牵引。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建构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方式。在此，本文试图在文本与特定文化语境的交互作用中来对《水浒传》进行重新阅读，力求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蕴。

    一、《水浒传》的意义生成模式

    文本的意义系统并不是作者意图的直接显示，这一意义系统是在文本中才生成的。这个意义的生成过程亦绝非作者主观意图的外化，而是文本各主要因素间形成的关系模式的产物。关系是一个网络，其中每一个维度都显示着某种意义。让我们从这一思路出发来看一看《水浒传》 的关系网络是怎样的。
    《水浒传》 文本关系网络的主导因素― 我们用“主导因素”指称在关系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物角色― 无疑是单独立传的那些梁山好汉。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文本的主体部分，还因为以他们为核心派生出了一系列其他文本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只是因为作为主导因素的关系项才获得存在价值的。例如，阎婆惜作为单独角色在《 水浒传》 中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只是因为被宋江所救助、所杀才获得意义的。梁山好汉作为文本主导因素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叙事形式的层面上居于核心位置，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承担着文本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文本深层文化意蕴的主要载体。
    与梁山好汉这一主导因素结成基本关系维度― 我们用少基本关系维度”来指称使文本主导因素显示其基本意义的关系― 的另一端，即以高休、蔡京为首的权力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本的“负主导因素”。这一文本因素的作用在于：只有在它的映衬与激发下文本主导因素才能生成其意义。换言之，负主导因素作为主导因素的对立项使主导因素获得了生成意义的直接条件。正是由于有了高休、蔡京这类角色，梁山好汉才成其为好汉的。
    另外还有两个文本因素，一是与主导因素处于非冲突状态的因素，我们称之为从属因素，具体指那些受到梁山好汉们关照保护的各种角色，如金翠莲父女、武大郎等平民百姓。这一附属因素与负主导因素处于冲突状态，但其程度却远不及主导因素与负主导因素之间的对立那么激烈。另一个因素则与负主导因素处于非对立状态而与主导因素处于冲突状态，这就是那些反对梁山好汉的地方官吏与豪强，如蔡九、高廉以及祝家庄、曾头市等等。他们与梁山好汉的冲突带有从属性质，故而可称之为负从属因素。
    《水浒传》的意义即主要是由上述四个文本因素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而生成的。对此，我们可以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予以表示：在这个“矩阵”中，主导因素与负主导因素之间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构成了全书的主线，但这一对立却往往是间接的（王进、林冲、杨志等人与高休的冲突例外）。梁山好汉原本都是一体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员，其中许多人还跻身于官吏系统之中，只是由于高休们的存在，他们才不得已而成为社会政治序列的异己分子。因此，高休们的存在对于梁山好汉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二者间的关系维度亦自然而然地成为决定文本基本形态的主要因素。主导因素与负从属因素之间的冲突是从属性的，却往往是直接的（全书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关系维度展开的）。梁山好汉原来大都是平民百姓，所以他们大多数并不与高休们发生直接的冲突，他们的直接对手主要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中下层官吏和地方豪强。但由于那些地方官吏与豪强之所以能够作恶，乃是因为高休们的存在，因而梁山好汉与他们的对立关系就是从属性的。主导因素与从属因素之间是非冲突性的、互为前提的关系。梁山好汉所谓“杀富济贫”即是对平民百姓的善举。严格来说，在《水浒传》 中平民百姓并不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和独立性的角色群，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因素，主要是因为由于他们的存在，梁山好汉的反抗行为才具有合法性，是作为受欺凌的平民百姓们的存在使梁山好汉造反行为的意义得到彰显的。从属因素与负主导因素之间的冲突既是非根本性的（按照过去的阶级分析观点来看，这种冲突无疑是根本性的；但按照《水浒传》的文本逻辑，则根本性的冲突与对立无疑是在梁山好汉与蔡、高等奸臣之间。至于梁山好汉是否是平民百姓的代表，我们后面将有分析），又是非直接的，因为平民百姓与高休们根本无从接触，二者关系的冲突性质是隐含在整个文本世界之中的，是权力与权力对象之间的冲突。从属因素与负从属因素之间的冲突是非根本性的，但却是直接的（这里所谓“非根本性”乃是就文本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不是就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而言的，二者绝不能混淆），这一关系维度不是文本构成的决定性因素，它只是主导因素与负主导因素关系维度的附属性关系。最后，负主导因素与负从属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冲突性的，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这一关系维度在文本中的作用较之其他诸关系是比较小的，而且也不包含更多的文化意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建立起了《 水浒传》 文本意义生成的关系模式，借助这一模式我们即可将这部小说的表层意义揭示出来。然而，这个模式却不足以揭示文本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文本而进人文化语境的分析。

    二、重建文化语境的意义生成模式

    任何文本都不是绝对独立存在的，文本世界与其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处于同一文化语境中的其他话语系统（包括不同文类）也必然地以各种方式参与着文本的建构。这样，任何一个文本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特定文化语境和其他话语系统给予它的影响与印迹。这便是文本的深层文化意蕴。因此，只有重建文化语境，才能将文本的文化意蕴揭示出来。
    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建构者与传承者是士人阶层。这一阶层自春秋战国之际形成之日起即处身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与平民百姓之间― 他们作为“四民之首”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民。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进行文化学术的建构时既能从君权立场出发对平民百姓进行言说，教育他们承认既定的社会秩序，做良善之人，又能从平民百姓的立场出发对君主进行言说，规劝他们仁民爱物，做尧舜之君。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建构起一套套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与符合士人阶层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系统。他们的责任即是设法说服君主去实现自己的治国方略与价值观念。为了使自己的目的能够达到，他们就赋予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治国方略以学术话语的形式，从而使之合法化。并进而将这种学术话语的早期建构者神圣化，奉之为圣人，使其在价值等级上高于现实的君主，以便能有效地规范引导这些巨大权力的持有者。同时他们又设法将隐含了自己价值观念的学术话语加以神圣化，使之成为自明的真理。代表这一自明的真理的最高话语形式便是“道”。君主的所作所为，凡是合于士人阶层价值准则的便是“有道”’ ，反之便是“无道”。“道”于是成为那些士人阶层之精神代表们终身追求捍卫的东西。然而现实中完全符合士人阶层价值准则的君主毕竟极为罕见，于是“道”便有了一个对立物― “势”（在古代士人看来，西周之前“道”与“势”合一，春秋战国以降，乃为二撅），士人阶层用这个概念意指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道”的现实政治权力，即君权。孟子就曾明确指出，士人应“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 尽心上》 ）。此后历代士人无不以“道”为精神依托而对“势”予以规范引导。
    士人阶层是学术知识话语的建构者，君主是他们规范引导的对象，而平民百姓则是他们教化的对象。这意味着，他们的话语建构主要是针对君主与百姓的，换言之，这种话语建构是在士人与君主及百姓的关系中进行的，因而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如果用“道”来表示士人的话语建构，用“势”来代表君权，用“非势”来代表无权无勇的平民百姓，用“非道”表示异化了的士人（即放弃话语建构权利而甘心做君权之工具者）和外戚、宦官等君权的无条件支持者，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学术话语系统的意义生成模式，这个模式同样可以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表示：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即是在这个矩阵所表示的各种关系中产生的。下面我们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