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凭夫妇双双殉情，二冢之树，枝叶交错，并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这种神奇的天人感应现象同样显示出原始神话的痕迹。
这些表现“至情”主题的悲剧性婚恋故事在不同的传说版本中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物与细节，但主体性情节始终如一，与原始的二妃神话传说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较之二妃传说，它们的结局或者合葬，或者出现成双成对的灵魂象征物，实现了虚幻世界的大团圆。
从二妃传说中一直遗留下来的灵魂不灭﹑天人感应的观念，还引发了后世爱情故事用另一种方式演绎这种类似的“至情”主题。在这类故事中，爱情的大团圆不是在虚幻世界实现，而是在现实世界完成。爱情的力量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完全达到 “死可以生”的程度。最著名的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故事。据孟棨《本事诗》记载：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爱情的泪水和呼唤竟然有起死回生之力，充分显示了爱情具有超越生死，实现在现实世界大团圆的神奇力量。在天人感应的前提下，死亡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爱情的力量可以驱使灵魂返回躯体，重新复活。这正是对二妃爱情主题的另一种形式的演绎。崔护故事清晰地反映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雏形至此已基本成型。
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三五八记载的陈玄祐的《离魂记》，则与《牡丹亭》的情节主题有着更加惊人的相似之处。《离魂记》记载了王宙与张倩娘离奇的爱情故事。王、张两人互相钟情，但是张父毁约将女儿嫁给他人。王宙悲伤地远走他乡，倩娘郁病而亡。令人称异的是，倩娘死后魂魄却跟随王宙，两人居蜀中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后，夫妻归省张家，倩娘肉身与魂魄合而为一，实现现实世界的大团圆。这一传奇生动地演绎了一段神奇的游魂故事，其思想基础无疑是早在娥皇、女英神话传说中即已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观念。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观念，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中一而再地出现游魂和起死回生的故事情节，从而让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实现在虚幻世界或现实世界的大团圆结局。到了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成功地将《离魂记》改编为元杂剧《倩女离魂》，首次完成了以戏剧的形式演绎“至情”主题。
总之，在二妃含泪投湘江的殉情模式和天人感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两类表现“至情”主题的爱情故事逐渐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类是以《孔雀东南飞》等为代表的在虚幻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另一类则是以“崔护”等为代表的在现实世界实现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这种虚幻与现实的二重变奏完全可以视为《牡丹亭》“至情”主题的两种雏形，并深刻地影响着“至情”主题的最终成型。
三﹑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因梦中之情而相思成病，并最终香消玉殒。在阴间，杜丽娘以情感动判官，使得灵魂得以追寻梦中情郎——柳梦梅，实现在虚幻世界大团圆。这种出自本能﹑发自内心的情感追求最终使得杜丽娘还魂重生，实现与柳梦梅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肇端于二妃传说的“至情”主题所包含的三大要素，在《牡丹亭》中同样存在。但是，与以往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明显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此前的爱情故事言之凿凿，似乎总是在诉说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间传奇，人物﹑情节均体现出纪实的味道。而《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却别具匠心地构思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情境，在《题词》中明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意在把戏剧中的杜丽娘作为“至情”典范来演绎，以戏剧形式展现其哲学理念。这种写作目的，明显有别于此前的爱情故事仅着眼于爱情本身的局限，而是将爱情演绎为普遍的人性，从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完成了“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一）感情基础上升为天赋人性。杜丽娘不是因现实中的爱情而死，而是为梦中之情而亡。在现实环境中，杜丽娘是个受重重束缚的官宦小姐，青春的活力和天性的本能在窒息的环境中受到严重的束缚。其父杜宝对女儿珍爱有加，请来理学卫道士陈最良做老师，希望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但是这种出于封建礼教的“爱”，却是扼杀杜丽娘人性的罪恶之手。其母也同样深爱自己的女儿，以至于连衣服上绣花的样式也要管：“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迂腐的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不外乎是依经解诗，这对青春貌美的杜丽娘无异于一种身心的摧残。处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封建贵族家庭，杜丽娘不可能有一见钟情或者青梅竹马的爱情机会。所以，她的爱情只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之中。在梦中，她品尝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千般爱惜，万种温存”，长久压抑的真情终于奔涌而出。这梦境是如此可贵，以至于让杜丽娘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病死在寻梦的徒然渴望之中，正所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不难看出，与此前类似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的爱情基础已不再局限于男女恋情，而是上升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人性高度。这种“天然”的人性正是“至情”主题产生的哲学基础和不同凡响之处。
（二）殉情结局演变为现世追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并没有在窒息的现实环境中退缩，而是展开了不懈的反抗，昭示出情的伟大力量。她不仅为这场梦中之爱耗尽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而且在阎罗殿据实禀告，争取到了化作游魂的机会。在梅花庵（即原来的杜府“书斋后院”），杜丽娘见到了反复把玩其画像的柳梦梅。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完全摆脱了当时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和爱人“幽媾”。但是，戏剧并没有在这种虚幻世界的大团圆情节中结束故事，而是继续展现杜丽娘为“情”而作的斗争。杜丽娘向柳梦梅说明真相，让他掘墓，使之还生。死而复生是杜丽娘为“情”斗争的继续，实现了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为梦中之情而死表明杜丽娘情之热切，死而灵魂相随表明其情之真挚，死而复生则表明其情之强烈。但这还不是杜丽娘“至情”的最终结局。杜丽娘在捍卫大团圆的成果上，也表现出果敢和坚定。在“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的金銮殿上，面对父亲“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的责骂，杜丽娘据理力争，坚称“阴阳配合正理”。最后经圣上裁决，叫他们父女﹑夫妻相认，归第成亲。杜丽娘的“至情”不仅实现了现世大团圆，而且这种胜利的果实竟然还得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殉情结局的这种现世演变尽管只是汤显祖的一厢情愿，但无疑强化了“至情”主题的社会意义。“至情”的最终结果不是指向单纯的爱情团圆，而是具有了向当时社会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挑战的意味。事实上，汤显祖在《题词》中发出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诘问，完全可以视为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28)的程朱理学的否定和批判。
（三）感情象征物包含“以情抗理”的哲学意蕴。在“洒泪成斑”的二妃神话中，湘妃死前泪水凝成的斑竹无疑是爱情的象征物。在后世类似爱情故事的发展中，合葬墓或连理枝﹑相思鸟﹑双飞蝶等成为感情的象征物。而在灵魂相从或者起死回生的神话故事中，人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窥见“至情”主题象征物的影子。在《牡丹亭》杜丽娘的身上，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女性对情欲的追求和斗争，而不仅仅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这种情超出了男女爱情的范围，而与汤显祖所处时代的“天理”相对，上升到“人欲”的范畴。当封建统治者所谓的“理”成为“情”的桎梏时，“情”必然要突破束缚，出生入死争取最终的胜利。因而，“至情”的象征物表面上看仍然是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但由于“情”的内核不同，“至情”的象征物也就有了一种新的意蕴。《牡丹亭》中的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不仅仅象征男女之情的胜利，更象征着人性的解放和胜利。左拉在评价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时说过：“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在我们看来，《牡丹亭》中的“至情”象征物便具有这样的时代先锋意义。它们业已成为汤显祖“以情抗理”、“以情反理”思想理念的艺术显现。
通过分析“至情”主题所包含的三大要素在《牡丹亭》中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传统主题到汤显祖手中已经完成了哲理层面的升华，且具备了更加丰厚深刻的文化意蕴。汤显祖试图将剧中所表现的“至情”与现实中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和“青梅竹马”﹑日久生情区别开来，着力于表现其与生俱来的天性本能，并把它提升到人类精神的维度来加以论述：“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不仅如此，汤显祖还明确表示其创作目的是“以情反理”、“以情抗理”，故发出了“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呐喊。我们认为，封建礼教反对的并不是爱情婚姻，而是反对像杜丽娘这样的青春少女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欲要求。杜丽娘身上所具备的自然人性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看来，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而正是在与封建礼教的激烈对抗中，《牡丹亭》“至情”主题的伟大力量和价值才最终得以彰显。事实上，《牡丹亭》中的“至情”主题业已成为汤显祖至真﹑至美﹑至善哲学理想的艺术象征，是其“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的哲学理念的文学表达。毫无疑问，在压抑人性﹑人欲的明代社会晚期高扬起人性解放的大旗，完全可以视为《牡丹亭》“至情”主题不同于此前同类作品的明显表征。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当代文艺形态研究中心、文学院 刘松来 乐帧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