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它是我们的处世之道。儒家经典不仅教给我们单个的人如何成为仁人、成为君子，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官，还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在群体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互动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礼义法度。过去，人们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多有诟病，认为它是儒家为维护封建等级社会服务的铁证。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只不过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于促成天下治理与和谐的一组关键符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应该是，让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实现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的社会分工。具体讲就是：做上级的要像上级的样子，做下级的要像下级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子女的要像子女的样子。彼此之间不能越位。为了使君、臣、父、子各行其道，孔孟分别给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比如关于君臣之道：孔子给出的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19章）。孟子则进一步发挥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第3章）。如今，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孔子、孟子给出的标准显然不足以适应、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他们从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入手，界定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社会有序、和谐运行的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应当在孔子、孟子的基础之上，提出适合于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处世准则和行为规范，使社会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负责、良性互动的社会，而不是动物世界那样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很需要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参考和借鉴。
第五，它是我们的治国方略。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尊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经典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治国安邦资源。当一个王朝平定天下，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建设新社会而不是砸烂旧世界的时候，儒家的一整套维系社会和谐一统的理念，势必成为首选。因为，在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在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方面，在如何从根本上教化民众普遍向善方面，以及在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没有任何一家学派拥有儒家那样的经验智能和工具理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都有历史的连续性，虽然某些时候可能被一些外部因素暂时阻断或改变这种连续进程，但经过种种震荡之后，社会仍然要走上为历代人所共识的治理道路。因此，保存在儒家经典中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不仅不是封建帝王的专利，而且能够成为像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大国所不可或缺的资治资源。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掘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先后提出"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重要治国理念，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出处。事实上，儒家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远远不止这些，问题是我们对此缺乏系统的梳理和与时俱进的阐释。现实中，我们常常热衷于引进西方的这种观念，或是那种观念，而对自己老祖留下的宝贵遗产却不屑一顾。这次源自西方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从儒家经典中更多地汲取智慧的好机会。
第六，它是我们的价值尺度。康德曾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学之基础》一书中，指出人、事、物的三种价值，即有价的市场价值、心智艺术价值和无价的尊贵价值。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道德情操（包括广义的宗教精神）是无价的，它本身就是最可尊贵的，是"人的尊严"的要素。对于人或事物的评价，如果只看重其市场价值或艺术价值，而看不到其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则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对人或事物作出价值判断，但是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做出判断，今人和古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比赛射箭为例，今人看重的多是谁胜谁负，射中了没有，谁拿了冠军，而古人更看重选手在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礼让精神和气定神闲，就是孔子所讲的"射不主皮"。（《论语·八佾》第16章）为什么射箭比赛不要求非射穿箭靶，因为人们的力气大小不同，射箭比赛绝不是比谁的力气大小。所以，"古人尚德不尚力"，这就是儒家经典教给我们的价值判断尺度和价值判断方法。同样的道理，儒家还教给我们如何进行"富与贵"的判断，"义与利"的判断，"天爵与人爵"的判断，"良贵与非良贵"的判断，"邦有道与邦无道"的判断，等等。每一种判断，都是以事物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为主要依据的。因此说，不读儒家经典我们就不能对世俗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比如，现在有的学者，动不动就轻言盛世，可是连盛世有哪些最基本的要素都未必搞得清楚。而这方面的概念和答案，在儒家经典中都讲得清清楚楚。
第七，它是我们的词汇源头。中国的文人和政要，非常讲究在文章和讲话中引经据典。因为这不仅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而且能使文章或讲话文采飞扬，意味深长。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大师。像"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经典名句，都是通过老人家的神来之笔传播给亿万中国人民的。即使是在批林批孔那样的特殊年月，毛泽东仍然在他的线装书世界中谈古论今，不拘一格。近年来，中央领导人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在一些重要场合引经据典。例如，2009年5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全体成员时，吟诵了唐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用此诗来恰到好处地比喻两岸关系，给会谈增加许多和谐气氛，向两岸民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广阔视野，给两岸人民增加了许多美好愿望。又如，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专访并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先后引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自唐李商隐《无题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出自清代林则徐诗文《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出自三国·蜀·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出自汉代政论家王充著作《论衡》）等经典名句；200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讲话中，引用了"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出自《易·系辞下》）的经典名句，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严格的标准选人用人"的道理，这些都令海内外受众耳目一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类似这样的警句名言，在儒家经典中不胜枚举。事实上，我们平常所讲的许多古人说、俗话说、其实就是孔子说，孟子说，儒家说。所以，不读儒家经典我们就不会引经据典，甚至无法开口讲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在讲话报告中引经据典，为我们更好地亲近和应用儒家经典提供了动力。
第八，它是我们的爱国依据。爱国本质上是一种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如果缺少了这种温情和敬意，爱国就是一句空谈。坦率地说，如果抛开历史文化的因素，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同西方没有太大的差别，西方有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拥有或开始拥有，包括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完全西方口味的食品，也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大行其道。可以想象，用不了多久，物质文化层面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等大城市，会越来越像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某个城市，西方现代化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你想让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真心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实在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物质生活层面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我们的精神面貌也渐渐有被西方文化取代的趋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正在由于冷漠而麻木，由于麻木而忘却，由于忘却而迷茫。青少年从小到大面对的是与西方差不多的花花世界，爱我中华简直不知从何谈起。记得上世纪60年代，面对"文革"浩劫，一代哲人熊十力老先生曾发出"中国文化亡了"的颤音，如今我们虽然开始重拾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但面对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我们如何在物质文化与西方日益趋同的时代背景下，增强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课题。笔者认为，只有走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世界，真正体悟中国人所独有的宇宙观、伦理观，才能产生对我们的古圣先贤的由衷敬佩，才能强化我们对自己民族主体文化的自信，也才能够做到"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你才会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无比自豪，才不会再对西方盲目崇拜。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方面，我们的先人比任何人都研究得到位、实践得到位。在这方面，西方有的我们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不同的是，西方今天的哲人们，正在用西方话重复着、丰富着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过的思想。所遗憾的是，作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得非常有限，发展得更是很少。在这上面，我们很需要做好反思和补课工作。（山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传播委员会主任李祥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