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侈靡”观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分析

2012年04月01日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管子》一书的突出特点是极为注重经济问题，全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讨论经济，其“侈靡”消费观在先秦是很独特的。一方面，管子和当时的思想家一样也宣扬节俭，但另一方面，却大张旗鼓地鼓励奢侈。管子提出了“俭则伤事”的说法。《管子·乘马》(以下只注篇名)中讲：“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强调“侈靡”，“侈靡”即是奢侈的生活。拙作拟就管子侈靡思想的内涵，经济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等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开经济学风气之先的消费理念 
　　 
　　与资源之稀缺、生产能力之低下及人们无限的欲望相适应，东西方传统的消费理念多倡“节俭”。西欧在十七世纪时才由威廉·配第提出相反的论点，他举例说宁愿粉饰“凯旋门”以增加就业。18世纪初叶，英国医生曼德维尔在其讽喻诗《蜜蜂的寓言》中首次提出了倡导奢侈浪费，反对勤俭节约的经济思想。这一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另类自提出之日起就备受谴责和鞭挞，被宣布为伤风败俗和邪恶之道而声名狼藉。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出路。由是，凯恩斯提出正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了失业的增加，也造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即有效需求的不足带来了失业扩大，失业人员的增加又使得社会有效需求进一步降低，最终使社会经济整体滑坡。所以，凯恩斯指出应该由政府加大宏观干预的力度，并从社会意识观念上加以引导，刺激消费，用以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社会就业。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而与之类似的经济思想，即“侈靡”思想却早在2600多年前就由管子在其《侈靡》篇中提出，并伴之系列的相关措施，通过富人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提供就业机会，进而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实现社会安定。这些理论可谓是开经济思想的一代先河，不过这一思想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后来，西汉武帝时名臣桑弘羊接受并发展了其思想，明代陆楫目睹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酉，写下了《论崇奢黜俭》这样的警世名文，但二千多年来国人真正领会和赞同此说的却不多见。 
　　 
　　二、管子“侈靡”经济思想的内涵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侈靡》以下引自该文的不再注明)管子“侈靡”思想的出发点是基于人性中的享乐欲望。其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侈靡的社会经济前提 
　　侈靡的实施是有条件的。一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侈靡》篇提出：“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因此“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即在经济发展不景气时为推动生产、拉动消费就要适当侈靡；在产品积压的条件下要提倡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在灾荒之年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 
　　二是侈靡对象的限制。“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乘马》)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侈靡消费的，侈靡消费只限于“富者靡之”，“君臣之财不私藏。”只有富人奢侈消费，“贫者为之，”“贫动肢而得食矣，”穷人才有就业的机会，有了工作才能有饭吃。 
　　三是侈糜消费也须有度。提倡侈靡消费并不等于反对节用。《管子》认为消费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当俭则俭，当侈则侈，都不能过度。在《乘马》中明确指出：“侈则伤货，俭则伤事，……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