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略选择要有多样性，一定要有上中下三策，不能一条路上走到黑，我们经常说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孙子讲到“上兵伐谋”，最好的战略就是用谋略把敌人给摆平了，兵不血刃。“其次伐交”，这个“交”以前都说是外交，我自己考证的结果认为不是外交，古代打仗是约好地点、约好时间，摆好阵势以后再打的，“交”就是两军摆好阵势，引而不发，准备打仗，有个词叫“耀武扬威”。向对方展示实力，让人家一看根本不用打了，人家又是飞机、又是坦克、又是大炮，我这里只有步枪、手榴弹，不用打了，我们屈服吧，我们妥协吧，我们投降吧。但是这个成本就要高于伐谋了，因为军队一动，地动山摇，人要吃饭、马要吃草、车辆要有损耗。

    如果已经到了战场，没有把人吓住，只好伐兵，这是野战，打起来了，这个成本就更大了，杀人一千，自伤八百，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野战当中没有全部歼灭敌人，部分敌人成了漏网之鱼，跑到城里面去了，拉起吊桥负隅顽抗。可这城必须打下来，于是只好选择最糟糕的手段：“其下攻城”。攻城对于冷兵器时代来说，成本是最大的，人家居高临下，你得用云梯爬上去吧。人家用开水滚油浇下来，用石头砸下来，用箭射下来，你死伤惨重，那是最差的。然而虽说是最差的，但毕竟还是一种选择。

    最后战略运作要有可操作性。最佳的方略，最完美的战略往往是虚假的，不能实现的，所以残缺才是美。最好的战略不是最完美的战略，而是有残缺，是可以实行的战略。

    第二个字，“诈”。一旦打起来，孙子认为所有的军事原则都围绕一个中心，“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军队打仗靠什么来成功？就是靠欺骗来成功。在孙子看来，打仗就是双方之间比试骗术高下的过程，所以就讲了“诡道十二法”——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当然，孙子心目中，最高明的骗术是水乳交融、没有痕迹的，“此兵家之微意，不可先传也”，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上骗不言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与武侠小说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是一个道理。

    《孙子兵法》的启迪

    最后讲讲《孙子兵法》八大启迪。

    第一个启迪是全局意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孙子兵法》考虑所有问题都出于系统性、全局性。

    对于将帅，儒家一般是首先强调“德”，或者是仁义道德的“仁”，但孙子不是。孙子认为打仗和治国不一样，治国可以走弯路，可以重新出发，而打仗是一锤子买卖，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会是不多的，虽然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说到底，这只是文人墨客的一厢情愿而已。

    所以将帅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孙子认为是“智”，就是聪明。如果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忠厚、最仁义也根本没有用。第二条，孙子认为要做一个信者。有一个词是“威信”，你要树立威望，你首先建立诚信，有信才有威，“威信”才能连在一起。

    第三个是“仁”。孙子也讲“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比较低层次的含义，就是关心士卒，爱护民众。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我认为孙子讲仁，最大的特点，和儒家高层次的仁是一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英雄往往会成为孤家寡人，因为他太高了，而且要求人家都按他的标准来做。历史上我们看到大量君子斗不过小人，贵族斗不过无赖，好人打不过坏人的故事。像项羽，他最后被刘邦打败，都源于他自己手下的人。比如说韩信，项羽知道他受过胯下之辱，不管用兵水平多么高明，就是不肯任用。陈平的能力很强，项羽知道，但不喜欢。因为陈平生活作风不好，历史上有“陈平盗嫂”的典故，项羽就不用他了。当时楚汉相争，韩信、陈平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刘邦是无赖，无赖对无赖，有同情之理解。最后项羽就吃足了他的苦头，这就是“仁”的包容性。

    第四，孙子认为领导者应该“勇”。勇也是两个层面，表面的层面，意思就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视死如归，以身作则，这是勇。但是孙子这里讲的勇，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条非常重要。有的领导威信不高，往往是所有谈成绩、评功摆好的时候都是他的，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他都往下推。

    最后一条就是“严”，严于律己，同时要严格治军。“慈不掌兵”，对一个将帅来说，生命就是个数字概念，死一万人还是两万人就是一个数字，对普通人来说，生命就是活生生的百分之百，对一个家庭来说，儿子死了，那就是父母的百分之百，丈夫死了，那就是妻子失去了自己的百分之百。而身为统帅者，则需要“冷血”。换言之，将帅要有铁石心肠，也要有菩萨心肠，但同时更要用霹雳的手段，这就是一致的。

    第二个启迪是重点意识。我们前面讲到了，重点意识是指不能面面俱到。孙子强调，看问题必须关照全局，但是做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抓重点，抓关键，然后中心突破，以点带面。比如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就是重点意识。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什么这么快被打败，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一开始的战略就是错误的。他是全面进攻，全面进攻就意味着要打华中、要打东北、要打西北、要打山东，这种全面进攻战略在毛泽东高明的战术面前会很被动。等到蒋介石发现全面进攻失效的时候，变成了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但这时候最佳的战略时机已经过去了。我们说求全责备，在战略上是最大的忌讳，可以理想上追求全，但是在操作上绝对不能求全，因为求全意味着考虑问题时一定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必定会投鼠忌器，优柔寡断，而战略时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要委曲求全，永远都跟不上。

    第三个启迪是创新意识。《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原来兵法的一种革命。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他要成列而鼓，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等。但孙子说“兵以诈立，兵者诡道”，没有虚套的东西。就是说孙子是创新的，对于原来的陈规的战法，他敢于突破。

    第四个启迪是机遇意识。孙子强调不能守株待兔，要善于抓机遇，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隐瞒真相，伪装假象，引诱敌人来上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对机遇意识的强调。

    第五个启迪是主动意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所以毛主席说了，一上战场，枪声一响，什么兵法都忘了。《孙子兵法》要求大家学兵法，但是，孙子的最大愿望，是大家学了兵法后，最终的宗旨是“忘掉”兵法。这才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第六个意识，是优势意识。优势意识也就是“实力至上”意识。“胜可知，而不可为”，讲的就是这层道理。要立于不败之地，方能“不失敌之败也”。要战胜敌人，前提是做大、做强自己。所谓“胜兵以镒称铢，败兵以铢称镒”。这样，方可“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把握战争中的主动权。

    最后两个意识我觉得比较重要，一是偏锋意识，就是反向意识。一个战略家成熟不成熟往往是通过偏锋意识体现出来的。《孙子兵法》说“将有五危”，可以使将帅身败名裂，是国家灭亡、军队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哪五种危险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将帅不怕死，第二是这个将帅在战争当中善于保全自己，第三是这个将帅打仗富有激情，第四个是将帅廉洁奉公，第五是将帅爱民如子。

    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兵家和儒家的确不一样，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肯定是正面的，是需要肯定的。但在孙子看来，好的品德大家都会去效仿，都会去学习，最后把它推到极端，就走向反面了。另外孙子看问题是这样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即使最好的品德也有它的弱点。廉洁之人当然是正派，但是也有一个人性当中很大的弱点，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在乎外界的评价，在乎自己的名声。敌人往往是你越怕什么就用什么来整你，你廉洁，作风正派，可人家给你造谣，说你的所作所为全是假的，是道貌岸然，全是装出来的。不廉洁的人无所谓，哈哈一笑，我这是“风流”而你没有，你别妒忌，就过去了。可廉洁的人心里就很压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得有板有眼的，那心情就很恶劣，心情恶劣就坐卧不安，寝食不宁，这就容易使你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时候“廉洁”反而就成了累赘了。

    爱民也是一样，爱民如子的话，本来是好的品德，但是不分场合，不分地域，一样爱民的话就麻烦了，我说民和官一回事，都是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爱民如子的话他最后就像刘备一样，逃跑的时候把老百姓带着一起走，结果让曹操挡在了长坂坡，给追上了。这一仗打得刘备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最后才几十个人逃出来。但中国人有个本事，从古以来都是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看《三国演义》，刘备好像打了胜仗的感觉差不多，实际上刘备的两个夫人死了，他的儿子阿斗，赵子龙救出来，当然这种傻瓜不救更好，救了也就算了，刘备的夫人死了也就死了，因为刘备可以重新去追求孙权的妹妹。但是老百姓有好处吗？老百姓不跑的话，不死，或者死的是少数。战场上刘备连自己的夫人都不能保护，还能保护普通老百姓吗？战场上刀兵无情，最后死的更多，死的更惨，这其实不是爱民，而是典型的害民。孙子看问题是看到骨子里面去的，绝对不说虚的，真正的叫做度的把握，不要越过这个度。

    最后一个，忧患意识。任何事物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的，有一利必有一害。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你就可以坚定信心，坚持下去，最后实现战略目标。

    “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患而患可解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在顺境的情况下，在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可能不利的因素。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避免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在阴沟里翻船。我觉得这一条太重要了，特别像我们国家的发展，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觉得更为重要。一个人的失败，一个团体的挫折，一个政党的危机，不在于逆境当中，而往往在于顺境当中。所以我们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面讲的一句话，叫做“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比较困难，但是还是能做到。但是后面大家不大强调，“濯清涟而不妖”，在顺境的情况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忘乎所以，这更困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盛世”这个词所迷惑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盛世和治世》，刊于《博览群书》杂志，文章中我说历史上的治世才是真正好的时期，而盛世一定出问题。文景之治是好的，到汉武帝的盛世就出问题了，无休无止打匈奴的结果，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还是很穷，整个国力才是隋朝的1/3，但是老百姓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上下一致。唐代的盛世是开元天宝，唐玄宗那个时候，那时候安史之乱就要来了，因为他自己动不动就对外战争，动不动就找杨贵妃，“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结果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接踵而至，整个唐朝从此走向中衰，乃至灭亡。

    孙子的八大意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特别展开，但是我感觉到这几条从哲学的高度告诉我们，怎么把握一个度，怎么辩证地看待问题，真正把《孙子兵法》从军事学的著作升华为哲学的著作，给我们的人生、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一点助力。这才是《孙子兵法》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朴民 1958年8月生，浙江绍兴人，1988年在山东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执行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何休评传》《天人合一》《孙子评传》《黄朴民解读孙子兵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