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草根小组指明方向

    “这次购买给了我方向感”,中大阳光工作组执行代表李承西坦言，这种信任的建立让他觉得温暖，原来除了国际项目外，政府方面也能对HIV防治工作有这样的扶持。

    26岁的李承西正在攻读国外一所大学的硕士学位，他思维缜密、说话连贯、眼神坚定。三年前，他放弃了在湖南一家上市公司的工作，来到中大阳光做起了志愿者，“这里氛围好、没有歧视，公司的员工知道我们在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他所说的公司，是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负责人杨浩早在1994年成立的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经过17年的发展，目前主要做农民工、下岗工人的就业培训工作。杨浩表示仅今年就培训了4000人，目前每年收益在200万元左右。

    在杨浩名片背面，写有“2008年4月，经过长沙市民政局严格审核批准正式注册成立，依托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建立了有独立法人代表和注册账户的非官方组织”.目前，中大阳光工作组有在册志愿者30人，其中核心小组成员7人--这成为了他们在竞争这笔政府购买行为时有力的砝码，在湖南防艾民间组织里它是例外。

    “有人担心，这些志愿者是乌合之众，但他们利用自身是圈内人的优势，主动承担了外展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项目的工作指标。”长沙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锡兴表示，长沙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对此有深刻体会和认识。

    2010年12月30日，长沙市疾控中心与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正式签定《在长沙市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委托协议书，委托中大阳光工作组对长沙市MSM人群进行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和转介检测。同时确定要培训20名同伴教育员、对1200名MSM进行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和转介MSM人群200名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测HIV等三项主要产出指标。

    今年7月，经过湖南省长沙市专业人员评估，中大阳光工作组完成了被委托的工作指标。培训同伴教育员25名，到MSM场所开展行为干预六次、共干预1209人次，转介MSM人群447名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测HIV、梅毒和丙肝，新发现HIV病毒感染者17人，梅毒感染者32人。

    坚信2年内大环境变化

    在黄竹林手上，还有一份等待上级批复的请示。“今年的5万元，仅仅是试水，我们正在向上申请更多的支持，希望明年能有突破，明年最少10万，争取20万。”

    但这将对社区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按照有关规定，超过3万元的政府购买物，将采用招投标的形式，由长沙市采购中心统一招投标。一旦有这样的竞争，草根小组组织是否能够胜出，还是未知。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社区组织特别是草根小组组织都没有进行注册，无独立法人，而政府财政资金要求拨付给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这使得一大部分草根小组组织无法直接获得财政经费的支持。

    而中大阳光工作组所具有的“独立法人代表”资格，也只是因为它依托于已经登记注册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下，目前，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登记在长沙市民政局，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就中大阳光工作组而言，其本身并没有注册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或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种社会组织中的任何一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借用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的账号和人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法身份，可以说，这是工作组争取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变通，更多的时候，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境遇。

    通过注册实现合法化，是众多尚处在灰色地带草根小组组织的梦想。今年7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民政部再次重提放开三类组织登记，表明政府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消息刚传到长沙，我就去找民政局的人的问过，但是给的答复还是根本不可能”,杨浩靠坐在沙发上，猛地直起身：“我太想注册了，我知道很多小组不愿意注册，但是我十几年干公司的经历，深知有合法身份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只能等环境，安慰自己和伙伴，相信一两年内，必有大变化。”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可能在十年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接近一百万。

    对黄竹林来说，十年后的事情显然遥远，那个时候儿子女儿已经要大学毕业，他也临近退休，可能也不再做什么科长了。但那个时候，当头发花白、依旧消瘦的他更希望，待到那时，政府购买服务就将不再仅仅是“试水”,将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