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试水政府购买抗艾滋病草根组织服务

2011年10月25日

长沙抗艾小组员工在做行为干预

    长沙市芙蓉区火星镇纬二路，挤满了居民楼和大排档。冬之将至的气息，飘进了一座树立着几座白楼的院落。布满绿荫的院子里，头发过早花白的黄竹林缓缓走来。

    现年45岁的黄竹林，在疾控部门已工作20年，在2003年“非典”后，被调任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性病艾滋病科任科长。争议频出的传染病防治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社区和公众视野。

    这位曾在“非典”中苦熬七天、一夜白头的官员，经历了中国疾控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市政府出台了多项针对艾滋病领域的政策，他自己也曾手把手扶持起一个草根抗艾组织的诞生。在我们看来，这些沉甸甸的成绩却未能比得上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申请--让抗击艾滋病的草根组织获得更多扶持和更多政府购买服务。

    “从来没有听过社区的人害怕到他那里去”,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执行代表李承西说，黄竹林身高不过1米60多，要穿小号白大褂，但在众多长沙市登记在册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他是一个必须仰视的男人”.

    5万元购买草根组织服务

    2011年伊始，一笔“巨款”落在抗艾小组中大阳光工作组（下简称中大阳光）身上。钱数并不算多，一年5万元，但重要性体现在示范意义上--政府专项资金开始注视草根组织。

    为提高长沙市男男性行为（以下简称MSM）人群行为干预覆盖率，动员更多有高危行为的MSM到疾控中心进行HIV检测，2011年，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大阳光工作组签字达成协议：从长沙市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中，给予中大阳光工作组每半年2.5万元的活动经费，委托该工作组在MSM人群开展行为干预，并动员他们到长沙市CDC进行HIV检测，以达到早诊断、适时治疗、减少传播风险目的。

    在疾控中心做出购买草根组织服务决定的三个月前，北京市出资1亿元，购买由多家北京社会组织申报的社会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服务项目，每个项目给予3万元至30万元资金支持。“小政府大社会”的冲击扑面而来。

    让黄竹林振奋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HIV防治服务尤为需要购买。众所周知，同性性行为不为大众所接受，使得其行动有一定的隐蔽性；而疾控工作人员无论在找到和接触目标人群能力方面，还是在人力资源保障方面，都十分有限，这些因素使得对这类人群的行为干预和综合监测存在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同志社区小组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已逐渐得到人们共识。

    但黄竹林显然要看的更远，“我还有15年退休，至今从没有想到离开艾滋领域，国际项目总有一天会结束，那个时候艾滋小组钱从何来？生死攸关，不能不想。”尤为让他焦虑的是，截至2010年底，长沙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告数达到了近700例，其中经同性性途径感染占16.4%,并且呈逐年显着上升趋势。

    从2004年起，国外项目资金陆续进入湖南，湖南民间防艾组织开始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大多数民间抗艾组织都依靠向政府、国际组织申请项目维持生存，因此，防艾组织自嘲是在“喝洋奶”.全球基金第六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全球基金第四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与“中盖艾滋病项目”等，一度成了蜂拥而上的民间组织争夺对象。

    情况在今年有了点变化，“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这5万元，今年来自项目的经费明显少了”,中大阳光工作组负责人杨浩表示。全球基金可以暂停，但是干预工作不能停。

    而黄竹林所在的性艾科，算上他也才只有4名工作人员，“我不是个能做官的人，就是个干实事的人，但很多时候难免力不从心，可以说，这也是被逼到这一步，不买不行了。”

长沙市三星以上宾馆、酒店接受防艾宣传牌（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