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为打破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作出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抉择。冲击波测量，就是研究核武器效应和确定核爆炸当量的重要手段。
１９６０年，从浙江大学毕业的林俊德参军入伍，从此隐姓埋名，成为新中国核试验科研队伍中的一员。
“他开始设计机械式压力自记仪时并不被看好，很多人倾向于采用西方已经成熟的电测方案。”曾与林俊德并肩工作的曹述生说，当时只知道国外的压力自记仪是用小型稳速电机带动的，但我国没有这样的电机，做了个电池带动的方案，结果操作不便，一个仪器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
没有实验设备，没有技术资料，甚至连压力自记仪该是什么样子都一无所知……１９６３年５月，林俊德带着３位同事开始了艰苦的攻关。
但，不用电池，如何解决仪器的驱动问题呢？日夜苦思冥想的林俊德，在一次乘坐公交车时受到钟声启发——何不试试用钟表的齿轮、发条作动力呢？
没有气瓶和空压机，就焊个贮气罐用打气筒往里打气；齿轮不够精密，就一个齿一个齿地人工锉，在烈日下一蹲几个小时……最终，这个独特地采用发条驱动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以抗核爆炸干扰能力强，轻便易携，测得的数据完整、准确，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事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国防尖端技术，必须靠自主创新！亲历第一次核爆后，林俊德感到肩上的责任突然重了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平凡工作的意义，认识到个人成败与国家荣辱的关系，意识到荣誉背后的艰辛和责任。”
林俊德倍加刻苦顽强地投入工作。此后几年，吃着玉米面和榆树叶合蒸的窝头，喝着孔雀河里那令人肚子发胀的水，睡着冬天寒冷夏天苦热的地窨子，用垒土台当桌子，即使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没有中断科研……林俊德和战友们坚守大漠，默默攻关，研制出空投自记仪、气球吊挂自记仪等一系列装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体系。这些仪器参加了我国后来所有的空中、地面核试验，实现了从爆心到距爆心数百公里的核爆炸冲击波测量，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试验安全设计、核武器爆炸威力确定和核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当中国还在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地下核试验。为限制我国核武器发展，他们联合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国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
较量，进入全新的阶段。相比地面和空中冲击波测量，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是一个新的难题。
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攀登。天山之麓，大漠之中，林俊德带领同事们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探索研究地下核试验岩体应力波的测量技术和现象规律，在历经挫折和失败后，摸清了我国核试验场特定地质条件下的核爆炸应力波和地震运动的传播规律，为我国地下核试验工程设计和试验安全评估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世界核爆史上，记载着这样的一组数字：美国和苏联先后进行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进行了２００多次，而中国，只用４５次核试验，便实现了既定目标……这是什么样的神奇速度？
正是一代代像林俊德这样的人们，以他们的忘我努力托起了这神奇的速度。
一次次蘑菇云升起，一次次地动山摇……在为国铸核盾、赶超世界核试验技术前沿的征程中，黑发青年变成了暮年老人，始终不变的，是那向事业巅峰不息冲锋的忘我激情。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国际上开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林俊德充分利用已有的地下核试验应力波测量技术，全面收集分析全球地震数据，开展了核试验地震、余震探测及其传播规律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条约谈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面对重大武器装备试验的迫切需要，林俊德倡导并组织开展某大型实验装备研究。在各种方案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他带领攻关小组连续１０余年集中精力，攻克方案设计、工程应用、实验评估等难关，最终取得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研制出了适合各种实验要求的系列重要装备。
他还积极倡导核爆炸冲击波效应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发明了声电报靶技术、声电落点定位技术，解决了大面积立靶自动检测的难题，研制的设备系统已装备于我国多个军兵种的武器试验靶场和公安部门射击训练场。
数十年隐姓埋名于穷边荒漠，在铸造大国和平之盾中立下大功的林俊德，最大的欣慰就是看着祖国在和平阳光下飞速发展——作为一名核科学家，他深深了解大漠上这一次次核试验，对于共和国赢得和平发展机遇的重要意义。而对于自己的一生事业，他的结论却是如此的简单：“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难忘一朵花儿叫马兰
从赤着脚走出福建永春大山深处的那个贫穷青年到从事“惊天动地”核试验的工程院院士，林俊德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单纯的人生路。
“他就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能量集中，单色性好。”追忆林俊德，同事们都这样评价。
“他能５２年坚守岗位，取得那么多重大科研成就，就是因为他能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工作上。”基地研究所政委李文泉说，林俊德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除科研之外，别无所好，别无所求。
“为党和人民做事，是天经地义、天地良心。”曾经因贫寒辍学的林俊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学业。从此，这位质朴的农家孩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工作后，单位安排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核试验专业。两年的紧张学习之余，他凭着初步掌握的英、俄两种语言，把图书馆里美、英、苏三国上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有关力学和仪器方面的期刊全部查阅了一遍。”老伴黄建琴回忆，“两年中，他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
“和老林生活了一辈子，我知道，在他心中，事业始终是第一位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核试验。”在黄建琴心中，相伴４５年，“他去世前住院那一阵子，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每天晚饭后，陪老伴散一圈步，然后老伴回家，他去办公室，工作到晚上。这，就是林俊德的生活常态——就是春节，他也只会让自己休息到大年初三。
上世纪生产的老式显像管电视，自己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的房灯，一大三小四个沙发，完全不成套……走进西安郊区这个９０多平方米的家，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一位院士的家。
“沙发和床，都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的。”黄建琴说，老林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作人员：一个公文包用了２０多年，已分辨不清颜色；手表用得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上继续用。
然而，生活中异常能“凑合”的林俊德，在工作中却始终恪守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谨。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要到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学生张博士说，每做一次实验，林俊德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不间断。同事、学生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老师的实验记录细致全面，令我们这些学生常感惭愧而敬佩。”
与林俊德共事２０余年的王占河研究员记得，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为尽快攻克爆炸工程技术的一个重大难关，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着同事学生们在办公楼附近挖了一个大土坑，每天爬上爬下做实验，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闷热炙烤，一干就是３００多天。“经常一身土一身泥，大家都笑称他是‘民工院士’。”
基地的同事都知道，举凡事涉科研，林俊德便十分“苛刻”。他曾在干部推荐会上直言批评一位候选人急功近利的科研态度，也曾毫不留情地在答辩会上对自己的得意学生发难……读他这位权威院士的博士，平均要６－８年才能完成学业，拿到学位。
“他要我们作为学术助手和他一道探索前沿课题。”直到林俊德去世后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唐博士说，虽然老师连过年都不允许学生拜访，却是一位内心有大爱的人。
“生病住院后，他叫我们去拷贝资料，我们才知道，他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个文件夹，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甚至师生间的交流讨论。”唐博士回忆，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老师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他们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拷文件时，我们都忍不住哭了。”
唐博士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林俊德在生命最后３天中批改完的。这份１３０页、８万多字的论文上，留下了林俊德３３８个颤抖的笔迹，这也是院士一生的最后手迹。
桃李不言。如今，林俊德指导和培养的２３位学生，多数都已成为基地科研试验的学术带头人或技术骨干。
“他做人的原则始终停留在‘两弹一星’的火红年代。”基地副政委侯力军说，林俊德有“三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基地政治部原副主任成泽辉说，２００１年，在林俊德当选院士的当天晚上，一位老朋友代表某学院邀请他出任客座教授，给他建独栋别墅，付年薪２０万，一年只要去作一次报告即可。
类似这样跟自己学术无关的邀请，林俊德拒绝了太多。
林俊德同样经常拒绝的，还有荣誉——最近的事例是，去年基地两次准备为林俊德申报全国先进和何梁何利奖提名，都被他拒绝了。
“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５２载饱经戈壁风霜之苦，５２载肩扛攻关攀登重任，林俊德对自己的一生深感欣慰，“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不是痛苦的回忆，留下的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尊。”
临终前的林俊德，唯一的心愿是回到马兰，回到他一辈子战斗生活的那块大漠戈壁。
在最终的遗言中，他念念不忘的也是马兰：“马兰精神很重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希望大家继承马兰精神，让国家、人民尊重我们。”
一朵怒放的戈壁马兰凋谢了。而在罗布泊这片写满传奇的大漠戈壁上，那曲人人皆知的《马兰谣》却将永远传唱——
“一代代的追寻者，青丝化作西行雪；一辈辈的科技人，深情铸成边关恋。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