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程院院士终生不渝的追求

2011年06月28日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至今已有近３０位学者前往大洋彼岸深造。几乎所有人在学成后，又都重回母校。

    吸引这些年轻人“回归”的是岑可法。

    上世纪６０年代，岑可法自己正是坐了７天７夜火车，从留学４年的莫斯科回到北京。再往前追溯３０年，他留学法国的父亲，放弃去往瑞士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日本侵略下的战乱中国。

    对信仰的追求终生不渝

    热能所的年轻人将岑可法视为“偶像”，３４岁的教授罗坤就是其中一人。从本科院校考入浙大，他追的就是岑可法这颗“星”，即使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被校方挽留，他依旧决定回国追随岑可法。

    “岑院士的这个团队，让我看到希望，这不仅指科研上有机会，而且是人生价值有实现的可能。无论从事哪一行，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么？”罗坤说。

    岑可法也有自己的“偶像”——“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这位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这本书深深影响了正读大学的岑可法。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宿于猪圈旁，还是蜗居斗室，吴运铎都是他心中的一盏明灯。

    岑可法对事业的追求百折不挠，对信仰的追求更是终生不渝。

    岑可法的童年正值日本侵华期间，全家颠沛流离，目睹生灵涂炭，深感国家强大之重要。“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出国深造的机会。”１９５９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岑可法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然而，正当党组织考察通过他为预备党员时，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不了了之。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岑可法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１９８３年，也就是在递交申请的第２４年，岑可法终于得偿心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岑可法为党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所有。２０１０年１月，岑可法在他７５岁生日的时候，将多年积蓄３５０万元捐给了浙江大学设立奖学金：“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解决能源问题，学科的发展要从基础抓起，培养要从青年开始，我希望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未来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