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的“大亨壶”

　　当然，许四海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镇馆之宝“大亨壶”的获得。1986年，在宜兴创业的许四海从朋友处得知当地有一户潘姓人家想出手一把邵大亨的旧壶，此壶按紫砂谱系应该叫掇只壶，是清代著名壶艺大师邵大亨为潘家先祖定制的。

　　紫砂高手李昌鸿也告诉许四海，《宜兴县志》记载，这把具有经典性质的掇只壶，在当时就有“一壶千金”之说。潘家是宜兴的大户，解放后不久，潘家一位子弟到东北读大学，1957年被划为右派。此人去东北时带了十几把家传的紫砂壶，作为应变储备，其中就有这把大亨壶。他划入另册后处境困难，只得将随身带去的旧壶换作衣食，以度时艰。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备受折磨而变得精神恍惚的这个潘家后人返回故乡时，还记得将这把劫后余生的大亨壶卷在破烂的被褥中带回。更让人惊奇的是，此壶随主人颠沛流离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最后，败落的潘家为翻修摇摇欲坠的老宅，起意变卖大亨壶。

　　许四海立即与潘家接洽，对方毫不客气地开了三万元。这把大亨壶从造型上看，通体圆润，大气磅礴，无论从比例、造型还是平衡等多方面考察，都到了古人所说的“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境界。表面上包浆如玉般晶莹透亮，给人无比稳重和宁静的感觉，堪为紫砂艺术的里程碑作品。才看了几眼，许四海就决定买下。

　　当晚，许四海就请在宜兴采访的文汇报记者金晓东赶回上海，向妻子金萍珍凑钱，第二天金萍珍好不容易凑足了钱赶到宜兴。谁想到许四海兴冲冲地再次来到潘家，潘家又悔约了，原来他们想等港台客人来问价，以便卖个高价。可是来了几拨境外客人，要么嫌壶价太高，要么不敢确定真伪，没能成交。而许四海为了得到这把壶，三天两头往潘家跑，嘘寒问暖，送些生活用品，磨蹭了半年，终于如愿以偿。

　　许四海捧了宝壶回到住所，后脚就有香港商人跟来，提出翻一倍的钱请他转让这把大亨壶，他当然不干。一年后又有一个台湾养狗发家的“狗司令”，跑到上海将20万现金拍在他桌子上，许四海看都不看就叫徒弟送客。1992年，再有一个台湾古董商来上海，出到180万元，也被许四海婉言谢绝。许四海说：“这把宝壶绝对不能从我手里流出去，否则我就成了民族的罪人。”这扇门坚决地关闭了，从此没人再敢提买大亨壶的事。在许四海资金发生困难的时候，外界风传许四海将大亨壶卖了，此时他没有半句争辩，老店新开后，一身宝光的大亨壶就放在博物馆的最醒目位置，流言不攻自破。

　　大亨壶差点被刘志军忽悠走

　　大亨壶没卖，但差一点被人“忽悠”而去。有一次北京来了一个部级领导，据称对紫砂壶“无比热爱、深有研究”，趁来上海公干之机“视察”百佛园，要“看看、摸摸”名家老壶，许四海取出几把明清两代名家壶让他看，他不过瘾，秘书马上提出：“领导想看大亨壶。”老许表示博物馆还没建好，这个镇馆之宝锁在保险箱里，一般不能让人看，别说摸一摸了：“紫砂壶是易碎品啊！”北京来的领导很不高兴，说：“我打两千万到你账上，作个抵押，大亨壶让我带回北京细细观赏。”老许坚决不同意，双方不欢而散。

　　等这个大官走后，老许的小儿子告诉他：“这是铁道部长刘志军啊！”老许说：“他说打两千万给我，是公款还是私款？如果是公款，凭什么随便挪用？如果是私款，他哪来这么多钱？”

　　两个月后，刘志军就被双规了。

　　现在，四海壶具博物馆又开张了，大亨壶就陈列在最显著的位置供人观瞻。这个馆也堪称中国唯一具有标本意义和脉络清晰的紫砂艺术陈列馆，宜兴任何一位紫砂艺人也拿不出如此丰富的藏品，甚至可以说，整个宜兴所有收藏家手里的古董紫砂壶加起来也不及四海壶具馆一只角。现在宜兴人都后悔不及地说：“只恨我们眼光浅，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好东西都七零八落了，成全了一个许四海。”（据羊城晚报  □文/图 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