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源自感恩 力量蕴于淡定——作家廖琪访谈录

2011年07月26日

    艾   云：知道你是个才子，多才多艺。看了你几本书以后，觉得你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在这个年月，激情挺少的。你的《燃情经历》讲的是官场的事，《东方玛利亚》是讲母亲的。母亲的良善价值永远不会被混乱的价值观颠覆，保持个人的人格完整。母爱，忍辱负重，还有大节大义，她的高贵气节对你产生了影响，并在你身上得到体现。谈谈你的激情，你写作的一些情景和心理历程。 
廖   琪：《东方玛利亚》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主要体现感恩的思想。我的任何作品的基点都是感恩，感恩是最重要的，没有感恩就没有感情，就没有激情。我1966年小学毕业，1971年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文学创作，并且一开始就进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会写东西？就是因为太闷，有话要讲。我写作就是跟别人讲话的这样一种状态。 
艾   云：广东本土作家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在工厂、农村一直孜孜不倦写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基本上构成了广东作家的中坚力量，现在大都在盛年，担任着各级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还在坚持写作。比如你。对这些人来说，生命中燃烧着文学的激情，文学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抹都抹不掉，其写作与西方文学的绝对个人自由、对生命个性张扬的品质不太一样。在这样一种带有时代烙印的写作中，你在选材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廖   琪：我是在不自觉中找到文学道路，是在最寂寞、最贫困、最潦倒的时候走进文学，因为只有文学可以跟我对话。我跟文学做朋友，与文学为伴，是文学救了我。我因为文学而调来广州，我的创作打下了历史、时代的烙印，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为什么《庄世平传》会写得那么有激情呢？那也是激情燃烧的结果，我是在写英雄，《庄世平传》是写一个海外侨领的英雄。除了英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别的东西。我开始把眼光放在身边，关注我们的生活，关注母亲。高尔基写过母亲，朱德写过母亲，很多人都写过，世界上有很多写母亲的人。但是每一个母亲都有她的伟大和与众不同之处。我母亲是童养媳，六岁到我家，她是个很要强但又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很悲惨，同时又善良而果断，看重荣誉。有一个细节，当她还是小媳妇的时候被人拉去参加庆祝解放的游行，她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在众人面前展现出她的美丽，体现她作为女人的存在的价值追求，死的时候，她要求穿的就是这套衣服。 
艾   云：在你的写作线索中如果出现一个男人，可能这个男人是庄世平，如果出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你的母亲。你把庄世平作为一个英雄去写，他是在和平年代、市场经济领域的英雄，在你心目中是爱国之大善、大德，这种英雄置换了过去我们理解中的那种英雄，这种英雄不是把世界变成战场，是建设性的。 
    廖   琪：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来，就是英雄。庄老既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平易近人、淡薄名利，只讲贡献，从不计较得失。在庄老身上，给你最大的震撼是平淡，是淡薄，是坦然，如同一座大山。他影响了我，我一直以庄老的品格去要求自己，他是我心中的楷模，只要想到庄老，我就会变得坦然。比如汕头海湾大桥建成之后，中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汕头的许多领导出席典礼，庄老也带了人从香港赶来，但被安排在台下就坐，而台上很多人是他的学生、部下。当时我说，庄老不参加算了。他说，这是汕头的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参与，这一辈子就无憾了。这就是庄老的高度，不计较自己是在什么位置上，这是他的人格和境界。所以当我写作的时候，常常自问，我的作品有没有假的东西？我做人有没有假？绝不讲假话，绝不骗人，这是我的人生底线，也是我作品的一个准则。 
艾   云：你爱唱歌，中气十足，特爽气，但肚子里有学问，心知肚明，心里没有阴暗的东西。 
廖   琪：与人为善是我做人的核心，文化人的事情我更会记在心上。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这么发达，还在从事文学的人至少在大原则上是好人。这么多名利的东西他不去追求，而是追求文化，追求文学，在家默默无闻地写作，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可靠的人。 
艾   云：我们不像庄世平起点那么高，我们都出身卑微，身上流动平民的血，我们对自己的出身既不自卑也不骄傲，因为我们身上的缺点、优点，内心深处的东西都是共同的，所做的事情不可能离开地球，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生存的处境，但我时时在警醒自己，在这个世界走一遭，我做不了很多好事，但也不要做坏事，能做好事的时候尽量做好事。为文也好，为人也好，为文好首先也需要为人，但是为人好的人未必能为文。你去普宁挂职，《燃情经历》是挂职的产物，写官场形形色色，权力对人的腐蚀性力量，人在官场中不由自主地从众，不从众就不能生存。这些东西给你什么样的撞击？或者说有没有分裂感？ 
廖   琪：作为一个文化人突然到了一个权力机构，我有半年是很不适应的，我曾在《羊城晚报》连载的小说《太极圈》，也就是《燃情经历》，说的就是官场，大家都在打太极，看不出到底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是写现代官场的气氛，官场的特殊文化，目的并不是去揭露。官场很难做，我曾讲过，能够在普宁任何一个乡镇当镇委书记的，都是满身伤痕爬过来的！普宁两百多万人口，11个常委，有外来的，上级派来的，当地的，都要有本事，更要有机遇。有多少县一级的班子里面有一级作家？我就是！但官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不但要讲究手段、后台，更需要智慧。举个例子，我去普宁后，安排我主管市容市貌，是因为你是外来的，是个文化人，不给你工作不好，给你又怕你管过了，干脆给你一个最难的，或者给一个你做不了、做不好的。市容市貌牵扯到当地的文化底蕴、意识，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偏偏我文化人的脾气上来了，干得很漂亮，早上不到一个钟头，整条路都给我整达标了。但官场是留不住我的，我更看重的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