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道德要求：对己不对人 对上不对下

2013年05月29日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在鲍鹏山新著《孔子传》的后记中，提及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感慨近百年来对孔子思想出于无知的误解乃至出于恶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误解会导致误导，误导会导致误会，对思想的误会会导致行为的失误。就当下社会十分关注的“道德”问题而论，即存在对孔子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苛刻的“唯道德主义者”，是一个让人面对他，不胜道德颤栗的人。

　　看《论语·泰伯》中孔子的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即，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

　　有个故事：孔子学生公伯寮，在鲁国政改“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执政贵族季氏那里说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季氏家臣的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出走鲁国，都负有相当的责任。鲁国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杀了他，但孔子拒绝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么样呢？

　　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对道德义愤保持有一份警惕。对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义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对道德义愤保持警惕，则是圣人才有的价值判断：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对不仁者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反而会把道德拖下水，让人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要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为什么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对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人类的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

　　说孔子是“唯道德主义者”，是因为人们完全不了解：

　　首先，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其次，孔子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变人的品行。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是人的一种修养，人是一种道德存在，但是，人并不为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严、有价值，而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

　　孔子一生，倡导“克己复礼”，并且把恢复周礼，严格执行周礼看作他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到具体的人那里，孔子却是通融的，从来不在对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极端。

　　有个故事：子路的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子路，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说实在不忍心。孔子说：“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节制。”接着，子曰：“先王制礼，过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意思是，先王制礼，不是按照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标准制定，而是取中间。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这就是中庸之道。

　　具体到对人做道德要求的时候，孔子是有两条原则，或者说是前提的：第一，道德要求对己不对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说：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是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犹豫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第二条原则，是对上不对下。《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像哪个方向倒，所以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在风。孔子并不强调弱者的道德，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在先。（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