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与让——分清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
孔子说：“其争也君子。”孔子不反对争，但他要求人们不要有小人之争，他要的是君子之争。
君子之争有两个内涵：一、君子所争之物：是非；二、君子之争的手段：规则。在今日市场经济时代，争正当的利，就是君子，争不正当的利，就是小人；用正当的手段争，就是君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就是小人。所以，君子争是非，并不是说君子不争利，利与是非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东西，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互相包含的关系，君子争利，就是争利中的是非。比如，国家人民之利，就为“是”，贪官污吏奸商之利，就是“非”。有人说，儒家文化不适应竞争年代，这是误解，儒家是为竞争制定规则。
鸡毛蒜皮之争，往往出于意气。这样的争，是儒家反对的。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把这种出于一时意气的无原则之争，看成是人的迷惑。孟子把“好勇斗狠，以危其父母”（《孟子·离娄下》）看成是五不孝之一。荀子说：“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为了一时意气之争，忘记自身、父母和家国，连猪狗都不如。
为什么儒家三巨头都反对意气之争？因为这样的争，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伤害价值。文明的社会，要尽量减少这样的意气之争。
但是，原则上的事，事关基本权利的事，不能老是提倡忍让，因为忍让就是让渡权利。一个国家搞得人民习惯性让渡权利，既鼓励了坏人，容易形成恶人得势好人憋屈的社会氛围，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导致公权力的无限膨胀，损害人民利益，不利于建立服务性政府，损害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简言之，人民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在为国家进步做贡献，为改革开放做贡献。
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我们的权力。学会谦让利他，是我们的道德。
恕与责——违背公德要最大苛责，私人领域要最大宽容
孔子的弟子评价老师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第一，孔子对人的很多缺点都是宽恕并提倡大家宽恕的，他唯一不宽恕的，就是对别人的不宽恕。
第二，要分清公德和私德，要分清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要分清知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就是说，公德问题、价值问题，不能含糊，公共生活领域，不能含糊，对违背公德的行为，对在公共生活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对缺少良知、唐突价值的人，必须严肃以待。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一个人的私德，对于一个人知识上的不足或认知能力上的缺陷，则应该予以最大程度的宽容。
樊迟问老师如何才能消除心中的恶，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缺点，就是消除内心的恶。（《论语·颜渊》）可见，孔子把对别人的不宽恕看成是恶。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告诉我们：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苛责别人。（《论语·卫灵公》）子张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说：能做到“恭宽信敏惠”五点，算是仁了。（《论语·阳货》）这五个字里，都是善待别人的，没有一个字是苛刻待人的。
好好先生在孔子看来是虚伪的“乡愿”，是被孔子斥责为“德之贼”的人。孔子的宽容，如上所述，是对私德或私人生活以及知识上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唐突价值、缺乏良知、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孔子往往疾言厉色。就是这个如此“宽容”的孔子，有时也是很“苛责”的人。
比如，他斥责三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认为这些是原则问题，必须反对。在这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方正刚直的孔子。
在人与人相处中，孔子也很强调“忠”，它与“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问题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是好心而办的坏事。这类情景生活中太多了。
孔门师徒对此是有警惕的。孔子就劝过子贡，给朋友忠告并好好引导他，但若对方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可见，忠，只是相对真理。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才是孔子最伟大、最人道、最人权的思想。特别需要指出，“恕”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恰恰是对“忠”的片面性的纠正，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
德与怨——“以直报怨”才能促进道德风气
孔子不赞成“以怨报怨”，也不赞成“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我们来看看孔子的回答：如果你以德报怨，那你拿什么来报德呢？正确的做法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首先，孔子没有说“以怨报怨”，这是必须坚决摒除的选项。理由很简单：以怨报怨时，你将堕落到与你要报复的人同一境界，你将失去报复他的道德优势和正当理由，无正当性的报复不仅无助于建立道德价值，反而是对道德的再一次破坏。
其次，孔子不是说“以德报怨”不可以，他只是认为不应该提倡，不值得作为一个道德命题来讨论。具体到某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和特定的一个人，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以德报怨”的，并且能这样做还可能是很可贵的——如你所说，往往还能化解矛盾。
但孔子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他要考虑的是伦理学的秩序与平衡：假如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提倡以恩惠来报答他，那么，另外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们应该怎样报答他？孔子这个反问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如果以德报怨，反过来又以德报德，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他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得到的社会或他人的报答同样是“德”，这实际上就是打击好人，怂恿坏人。
“以德报怨”还会使道德自身很尴尬，使道德被置于一个或有或亡的危险境地。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以德报怨”使得一个人，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结果一样——道德约束力没有了。其次，从道德的角度讲，当道德要求人们对坏人“以德报怨”时，道德首先就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以德报怨”这个命题更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把“道德”当作奖品，赠送给做坏事的人了。
所以，“以德报怨”，看似“道德”，实际上倒是起了不道德的作用：使不道德的人可以肆无忌惮，不用担心承担什么后果。可见，提倡“以德报怨”不但不能促进道德，反而要“促退”道德。
孔子提出了“以直报怨”的观点，就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即使是坏人，他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既不特别宽恕他，更不过分报复他，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孔子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但又不是道德极端主义者。可以说，因为极端道德而惹出的世界灾难，往往反而大于不仁的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一个人做了坏事理当受惩罚，付出代价，这样才能让人不敢做坏事；一个人做了好事理当有好报，这样才会鼓励人们做好事。社会就应当形成这样的风气和大环境。（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鲍鹏山 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