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述人心“安”与“不安”的意义

2012年11月14日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也是儒家言各项道德行为的根源所在，所以「仁」是全德。「仁」的发用，最根本的表现在于人心的安或不安。孔子对此已深有体会，并用以指点为人行事的善与不善。综观《论语》所载，孔子言及「安」的章节，可归纳为四个层次：
    一、 直接由良知仁德发出之安与不安；
    二、 仁者与其德性生命完全一致之安；
    三、 由事为反显出来之安；
    四、 由修己而安百姓，带出民胞物与之安。

    第一层次之安，是就个人心灵深处的道德性及价值性的反应而言。

    孔子对「仁」的体认不止为道德根源，还体会到仁体的发用。这一层次的心之安不安，并不是就感性之忧悲苦恼而言，而是由安不安的感性表现反溯此安不安的根源，实在已点出「仁」的流露。例如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丧期的问题，扣紧天伦而显示出仁德的根源性表现。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孔子以父母对子女初生三年的褓育期，而强调丧期三年的报本反始意义，而宰我以丧期一年为是，原因是礼乐不能长期荒废，不然礼坏乐崩，对身心都有不良影响。加之一年乃人事物事的一个循环期，故一年已足。一年以后，生活衣食如常。宰我言论的重点有二，一是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一是以一年为事情一终始循环的哲学思想。这些都属于外部原因。孔子所重视的是人内心的安与不安，这又由具体的居丧表现而定，如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等。这是现实的孝子之情。三年丧期，乃当时社会共同认定的，孔子少年时代曾参与丧礼的工作，日后对周礼多有研究，《仪礼》中的〈士丧礼〉，即为孺悲受教于孔子而成篇的。孔子说三年丧期为天下通丧，当为礼法实情，至于当时是否普遍施行，则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孔子以子女生命成长最初三年的褓育期为丧期三年的精神所在，因为婴儿初生三年是生命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也是父母付出最多精神，对子女最为悉心照顾的时期。因此，三年丧期是用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宰我则把重点置于自身得失及其他与父母无关的事情上，因此孔子批评宰我是否对其父母有三年之爱。宰我在丧亲之际，当亦有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之时，然报本反始思想薄弱，对父母褓育三年的恩德体会不深。孔子谓宰我如安于丧期一年则为之，这是无可奈何的回复。就是因为宰我孝心不足，勉强守三年之丧只会更销铄其薄弱的孝道思想。对天伦问题引入功利因素，这也是孔子批评宰我不仁的原因。

    第二层次之安，是修德者之安于道德原则，亦即君子的思想言行与道德意识的完全一致。

    「安」在这一层次，处于修德成败的关键位置，「安」表现了对道德价值的坚定执持和从容表现。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不仁者」所指乃「仁者」以外的所有人，也包括小人。这些人在处理生活时不论处贫处乐，都无法安于其中，长处贫约则怨天尤人，行险侥幸；长处乐境则骄纵跋扈，淫欲横生。这是定力不足所致，是中无所主，心为物牵的结果。仁者的特征是安于仁德，故「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故「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仁者之能「安」，显现为一从容自得之态，这是积久的修德功夫。「安仁」以后，更进一步便是「利仁」。安与利，一静一动，静守品德，动进劝俗，惠泽社会谓之「利仁」，即佛家之慈悲济世。孔子既是仁者亦是智者，故其气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孔子品性温润而带着严厉，意态威严而无侵凌之气，言行恭敬而身心安泰，这是不息地照察生命内在所蕴成的结果，是生命具有中和德性的表现。以此，故君子「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不为生活所困，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此安贫乐道，才会对道德之安有真切的体认。
    这种从生命内部省察自身思想言行得失的反省工夫，既是孔子学思的重要特征，又是日后儒家言修德的基本工夫。孔子由内省而来的为人行事准则如：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此三章所载，虽未言安不安，但言患与不患，义即与安不安同。孔子对自身出处去就的基本态度是先反求诸己，先不忧虑别人是否了解自己，所当为者是培养自己的德才。「患所以立」、「求为可知」是从正面挺立自己的人品和学问才能。「患其不能」是从反面言忧虑自己的德才无所建立，「患不知人」则是向外推拓，不忧虑别人无知于己，只忧虑不了解别人。由这种内省工夫产生的力量，使人能面对横逆而坚强不屈。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正是此意，这也是孔子恭而安的原因。

    第三层次之安，是通过事情而起现，是仁德的间接表现。

    起心动念，对应人己物事，举凡涉及价值判断，皆能引起内心安不安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会反映到具体可见的言行表情上。以此，孔子即以人之所安作为判断人物善恶得失的判准之一。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视」、「观」、「察」分别对应三判准。「视」即一般所云看见，「观」与「察」俱有分析含义；「所以」言处事的具体结果，「所由」乃处事的表现过程，「所安」乃对所处事情的心态。观察一个人，从其做事的结果，处理的过程，以及对此事所起的心态，由视而观而察，逐步深入的分析考察。这样，人的真伪善恶，便无法隐瞒（廋）了。「察其所安」即对人的精神状态与言行反映的情感倾向作一综合的考察。

    第四层次之安，属于民胞物与精神的表现。

    「安民」是这一层次的核心，治道得成，见于民心安稳。具体指涉物质或精神生活的满足。一次颜渊和子路侍于孔子，各言志向：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子路所言在于朋友道义的贯彻，颜渊所言在乎个人修养（谦德）的表现，唯独孔子说出一幅有道社会的景象：儿童得到关怀（一家之中，幼有所长，表父母之慈爱），朋友间互相信任（表社会和谐，教化有成），老人家心境安舒（一家之中，老有所终，表子女之孝养）。「怀之」、「信之」、「安之」的落实，需要对社会有悲悯心，对人伦有民胞物与之情。「安之」用于长者，表示长者最大的意愿在心境的安和。如实说来，心境安稳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所以孔子说修己安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修己以安人」落实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点圣王尧舜也未能完全做到。「修己」属于自身德才的问题，可以求仁得仁，而「安人」则是社会管治的问题。管治能力固然重要，然关键还是在于对社会是否有慈悲关爱之心，有此爱心，仍未能一一如愿，乃因社会由群体组成，而人性驳杂，上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即反映了社会治安中所存在的隐性问题，因此「安人」、「安百姓」实非易事。这是因为「安」用于思想感情的层次，并非强制性的政令可以为功。物质生活有保障，较诸思想感情得到安顿为易。百姓思想感情得到安顿，也就是百姓归心的时候了。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孔子对弟子的训诲，带出治国以安民为重的思想。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孔子说管治国家，有些原则要非常注意。统治者不用忧虑支持自己力量的多寡，而应忧虑百姓生活物资的分配是否均平；不用忧虑百姓生活的贫富问题，而应忧虑他们是否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活。这是很深的政治智慧，因为均平则无贫富之分。物资分配不公，才造成社会分化，只要大家的生活水平相近，则贫富的对立便消解了，此时无所谓贫也无所谓富。至于支持力量方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和而不同，则根本不存在多寡的问题。而百姓生活安和，人心自然稳定，安其居，乐其俗，便不会出现偏至的局面。因此，人心稳定才是管治最重要的因素。

    孔子言「安」涉及政治，特别在治民方面，必须令百姓获得「安」的心境和环境，才能治好国家。因此，从政者所应为者，当在安民方面着眼，政事不能止于外在的、物质方面的考虑，更应重视内在的、精神方面的培养，故道德教化必不可少。（来源：国际儒学网 作者：邓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