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鲁国文化

2012年08月21日

    孔子处在“春秋”末期，他的思想必然具有“春秋”时代的特点。可是他是生长在鲁国，所以必然又具有鲁国的特色。而他那个时代的鲁国，全由“三桓”专权，所以也会有“三桓”的印记。
    所谓“三桓”，就是指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贵族。三家是鲁桓公之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故称“三桓”。

    一、孔子与“三桓”。

    过去人们常把孔子与“三桓”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关系。其实他们之间有时对立，有时也一致。而且孔子与三家各自的关系也不一样。下面分别给以说明。
1、孔子与季孙氏。“三桓”专权，主要是季氏专权。 孔子如果想在鲁国求仕，就必须接近季氏。《墨子·非儒下》说的“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就是说的这一情况。另外，孔子是个有才能、懂礼乐的人物，季氏也很需要他的帮忙。季氏许多事情都要问一问孔子，如“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要问孔子（《国语·鲁语下》）；十二月发生虫灾又问孔子（《左传·哀公十二年》）；季康子有政事要问孔子，季康子患盗也问孔子（《论语·颜渊》）。《公羊传·定公十年》曾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可见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
孔子是得益于季氏的，《说苑·杂言》说：“孔子曰：‘自季孙之赐千锺，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这就是说，孔子在财物上得到他们支持后，才能传道授业，否则就“几于废也”。此外，在精神上也有影响。季文子的生活俭朴，季武子的好礼乐等等是否影响到孔子，没有材料作证。但是季氏家族女性的品德确实感染了孔子，这就是公父文伯之母的事情。公父文伯（季康子的叔父）的母亲在季氏家中有好名声，当公父文伯不愿意进行体力劳作时，他母亲教育他：“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孔子听了后说：“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国语·鲁语下》）。当听了她的其他事情后，孔子又赞不绝口，如“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同上），又“仲尼闻之曰：‘公父氏之妇智也夫’”（同上），又“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同上）。孔子在季氏之妇那里学到了一些他认为好的品德并以此来教育弟子。
当然，双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国语·鲁语下》：“季康子欲以田赋”；《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等等，孔子都表示反对。他们的这些不一致，很多是思想家和执政者之间的常事。思想家主张减轻剥削量，而具体的执政者根据需要就往往多征收些；思想家要求严格执法，而执政者就往往走样。其实，在遵守“周礼”的问题上，他们也互有失误。不仅孔子批评过季氏，而且季氏也批评过孔子，如鲁昭公娶了一位吴国同姓为妻，这是违背同姓不婚的宗法准则的。可孔子还说鲁昭公知礼（见《论语·述而》）。这位夫人死了后，“孔子与吊”。相反，季氏处理这个问题时，是“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左传·哀公十二年》）。季氏这样做是符合“周礼”的。他这样处理的本身，就是对孔子的批评。孔子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对，可是出于尊君，也是不得不如此。总起来看，他们有矛盾但也有一致的地方。
2、孔子与孟孙氏。大量材料表明，孔子与孟孙氏， 在对礼的认识上，一致性最多，在个人关系上也最密切。孟孙氏以好礼而闻名，孟献子认为“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他也就以礼行事，他朝拜周天子时，“王以为有礼”（《左传·宣公九年》）。他在鲁国宗庙办事时，也被赞为“礼也”（《左传·襄公十三年》）。孔子对这样的世家是经常给以称赞的。孟献子处处都能按照祭礼办事，对此孔子称赞说：“献子加于人一等矣”（《礼记·檀弓上》）。在贫富观的问题上，晋国的韩宣子认为有金玉为富，而孟献子则认为有贤能之士为富。对此孔子称赞说：“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新序·刺奢》）。孔子的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孔子对孟献子的儿子孟庄子也很肯定，《论语·子张》说：“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孔子对孟庄子的孙子孟僖子也很敬重。孟僖子到楚去时，因有些礼仪没应酬好而很难过，之后就想方设法努力补救。对此孔子评论说：“能补过者君子也……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左传·昭公七年》）。这里孔子又直接称赞孟僖子是位“君子”。
同样，孟孙氏家族的儿孙们，对孔子也很尊敬，并且不断求教于孔子。孟僖子深感礼仪的重要性，认为“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于是就和他的左右人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死后，一定把我的两个儿子送到孔子那里去，“使事之，而学礼焉”。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拜孔子为师（见《左传·昭公七年》）。这样，孟孙氏宗族中，就有两位成了孔子的学生。之后，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也很尊敬孔子，是否举行过拜师之礼，不太明确，但他求教孔子却有记录。《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的儿子孟敬子和孔门也有联系，如曾子有病时，孟敬子还去看望。《论语·泰伯》说：“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可见关系之密切。
总之，孔子称赞和学习过孟孙氏家族中的孟献子、孟庄子、孟僖子，同时孔子也教诲过孟氏家族中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孟武伯、孟敬子。他们之间可说是互敬互学。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孔子“堕三都”时，“孟氏不肯堕城”（《史记·鲁世家》），致使此事半途而废。不过没见到他们之间有直接互相斥责的记录。可见他们的一致多于分歧。
3、孔子与叔孙氏。从史料记载上看， 孔子与叔孙氏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但从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修养上看，双方却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上，中国古代有“立德”、“立言”、“立功”等“三不朽”的名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名句正是出于“三桓”中的叔孙穆叔（叔孙豹）之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穆叔到晋国去，范宣子出来迎接，并问道：“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又自问自答的说，“丐”的祖先，在虞舜时是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在商代是豕韦氏，在周代是唐杜氏，晋国主盟时是范氏，可说是能代代为官。所谓“死而不朽”就是指的这样的事情吧！叔孙穆叔听了后就回答说：“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 不可谓不朽”。叔孙氏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大大超越了范宣子的传宗接代的“死而不朽”的境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断地被继承和发扬。孔子虽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了。
叔孙穆叔不仅有这样的名言，而且还有很多感人的行动。如《左传·昭公元年》说，正当叔孙穆叔在虢地参加诸国的弭兵会议时，鲁国还出兵伐莒。当时楚、晋等国就想杀死叔孙穆叔，以表示对鲁国的惩罚。晋国的乐桓子就求财货于叔孙穆叔，以便为之求情免死。叔孙穆叔回答说，我免死后，鲁国必然有受征伐之灾祸，我的职责是保卫鲁国，现在叫我为了个人利益而移祸于鲁国，我是宁死不为的。当时有人就评论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他用忠贞的态度，赢得了诸国的尊敬，并为鲁国圆满完成了外交任务。叔孙氏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也是孔子所肯定的。
叔孙穆叔之子叔孙昭子的言行更使孔子敬佩不已。叔孙昭子弟兄四人，即孟丙、仲壬、昭子、竖牛。竖牛是妾生，无权继承叔孙氏之正位，可是很想把持族权，于是就耍弄手段杀死孟丙和仲壬，迫使病中的父亲——叔孙穆叔早死，而拥立叔孙昭子继位。昭子早就看不惯竖牛的作为，继位之后，并没有感谢竖牛对自己的拥立，而是对家族的人说：“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左传·昭公五年》）。竖牛惧而奔齐，后被杀。孔子对叔孙昭子这种不以私利为处事准则的行为评论说：“叔孙昭子之不劳（不酬劳竖牛），不可能也（难能可贵）。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同上）。孔子对叔孙昭子评论之高，达到了歌颂的程度。
当然双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论语·子张》也有“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记录。
总之，孔子与“三桓”不论在政治交往上，在礼乐交流上，或在人生价值的沟通上，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也有一致的地方。那种认为双方完全处在对立状态的认识是完全不对的。

    二、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

    总的来看，孔子思想既有浓厚的鲁国文化的色彩，同时又大大超出了鲁国文化。
1、孔子思想继承了鲁国文化。鲁国崇尚先王之训， 而孔子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鲁国崇尚“周礼”，孔子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鲁国有讲习礼、乐的传统，孔子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也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鲁国注重亲亲孝悌观念，孔子更把孝悌当成仁的根本，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鲁国注意典籍收藏，孔子也喜爱古籍，并对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由上可见，孔子是全面地继承了鲁国传统文化的。
“三桓”和鲁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之孔子思想中的鲁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三桓”那里学到的。
2、孔子思想又超出了鲁国文化。 孔子既生活在鲁国文化的氛围中，同时也参加过其他国家的生活。年轻时就适周问礼于老子，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五十多岁以后又周游列国，所到之处，既有华夏文化，又有蛮夷文化。既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状况，又深入到下层了解了耕者、渔夫、猎手、漂女的情况。他既读过鲁国的典籍，又读过所到之国的文献。如访问老子时，“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史通·六家》）。孔子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可以说是知多见广，从而为好学的孔子对各类事物和文化加以吸收和总结提供了条件。因之，在他的思想中，既会有鲁国文化的成分，又会有超出鲁国文化的其他新内容。这里不必全面论述孔子思想，而仅就其核心部分——“仁”的“爱人”思想，作以说明。
原来鲁国只重视宗法的“亲亲”观念，现在孔子提出的“爱人”虽然没有否定“亲亲”，但却走出了“亲亲”观念的狭小范围，也要去爱宗族以外的人。这就有利于人们走出家族的范围去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第一，在官员任用上，原来鲁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外姓受排挤，贱者受歧视，有才能的人士得不到任用。现在孔子既然也要爱宗族以外的人，那么在任用官员时，也必然走出“世卿世禄”的框架，而主张用异姓之人。进而他就提出了超越鲁国传统文化的“举贤才”的思想。
第二，在道德思想上，鲁国原来的道德思想是以“亲亲”、孝悌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着重点是保护过时的宗法制度。现在的“仁”虽然也重视“亲亲”、孝悌观念，但是他却是以“爱人”为核心，来建立更广阔更全面的道德体系。他几乎把当时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看到了，并为这些关系提出了各种言、行的道德准则，如孝、慈、忠、信、恭、宽、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清、廉、勇、直……。这个以“爱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道德体系，大大超越了鲁国文化，这一超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第三，在社会理想上，原来鲁国多重视同宗同族的和睦与发展，现在从“爱人”思想出发则考虑得更广和更远，所以他提出了“大同”理想，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一境界更大大超越了鲁国文化，这种超越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总之，孔子与鲁国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发展没离开继承，反过来，他在继承时更有发展。没有发展的继承就没有意义，而有发展有超越的继承才有长远影响。（来源：《东方论坛》 作者：李启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