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商业文明关系的探索
2012年07月17日
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粗看这个论题好像两者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儒家从孔、孟开始，都没有多少直接涉及商业问题。所谈及的义利关系，虽似与商业有关，但儒家是重义轻利，与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不大合拍。我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职业分途有仕、农、工、商，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当官是四民之首，而商人则居四民之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到近现代，工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当前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怎样看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的关系，应该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一
先秦儒家孔、孟、荀是生活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当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发展。特别是商人的地位逐步上升。如郑国的商人和政府订了盟约：商人不背叛国家，政府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郑商的足迹，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可说是遍于黄河长江。像郑商弦高矫命犒秦师的故事，更显出商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春秋晚年还出现一些大商人。如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之陶，为朱公。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幣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就靠着子贡在经济上帮忙。我没有在文献中看到具体记载，但《论语》中有孔子对子贡从商的评论。这是和颜回连带说的：“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对这段话的解释，朱熹在《集注》中说：颜回不以贫动心而求富，故屡至于空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贫也。对子贡则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的解释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还有范氏曰：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亿而矣，非穷理乐天者也。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之不言也如是。
从程、朱等宋儒的注释看来，我认为朱熹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原意。按照孔子的人生观，对颜回的安贫乐道是比较赞赏的，但又不能不承认子贡不相信命运，由于才识过人，做生意屡次得到成功，即对他既有批评也有钦佩的一面。其实子贡和各国之间的交际，能和诸侯们“分庭抗礼”；而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却到处碰壁，当时孔子确是带有复杂的心情，他不大主张从商，但又不能不承认大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宋儒，则多从重义轻利对从商加以贬义。
孟子没有直接评论从商的个人，但从他与陈相对话批评许行时，却承认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的作用。他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孟子这段话虽是批评许行，但论据是认为社会上的人，与百工交易是不可避免，当然各行各业直接生产者不可能都到市场进行物物交换，因而市场中介即商人从事商业行为就不可避免的了，应该说孟子对此是加以认可的。（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荀子虽没有具体评论到哪个商人，但说到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况，可以见到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作用，如说：“北海则有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则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根据这种情况，因而主张“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做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说明他对商业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中国古代虽是以农立国，但对农、工、商在社会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还是明确的。如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吕氏春秋·上农》）也有说：“工匠役工，以攻其财，商贾趣（促）市，以合其用，……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逸周书·大聚解》）这都是把农、工、商摆在平等的地位，对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认可其所起到的作用。
二
史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底下，刘邦需要与民休息，首先恢复农业生产。而商人则被视为“逐利之民”，由于有余钱屯积市场，使物价腾贵，因此“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淮书》）
汉初虽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现实情况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有的“逐渔盐商贾之利”，致“起富数千万”的大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这些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因而形成“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景象。（《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时由于国家府库空虚，“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由皇帝下“缗钱令”，“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由是“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汉书·食货志》）这是汉廷对商人又一次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底下，既认为商贾暴富有损国家利益，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董仲舒，就从义利关系的角度，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的名言。后来在《汉书》本传中又被修正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代作为正统儒家的程朱理学，程颐说：“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遗书》卷十六）他们还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途径来禁绝功利，要求“学者须是箪尽人欲，复心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还说“对义而言，则利为不善”（《论语或问》卷四）。这样将义利绝对对立起来，作为“逐利之民”的商人，当然要受到排斥了。
其实从董仲舒到程、朱，他们的义利观是不完全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孔子虽是重义，但不完全排斥利。他是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孔子并非不要富贵，但要符合道义，要“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这种义利观应该是正确的。
因此在宋儒中也有义理和功利的分派，如叶适就认为道义不能离开功利，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来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陈亮也认为功利是道义的内容，并说孔子说仁义也“计人之功”（《又乙巳春书之二》），孟子言王道也“切于事情”（《勉强行道大有功》）。他反对超越功利，空谈义理，并提出“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并行。”（《又丙午秋书》）即所谓“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论。后来颜元更对董仲舒的名言作了翻案文章，声称“正其谊（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他认为不讲谋利计功是“过矣”，是错误的，而“宋儒喜道之”，是为了“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同上）“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习斋言行录》）明清时期，儒学中曾兴起一股实学即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潮，赞成义利统一、义利兼重的价值观，这就为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打开了一条通道。
三
当前我国已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这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市场经济要不要讲道德，从一些报道所反映，看来多是作了肯定。据香港《明报》1992年7月8日载，西方大企业注重商业道德已蔚为时尚。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撰文，称“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另《光明日报》1994年8月19日报道在北京召开的“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与职业道德重整研讨会”中的发言，大都主张市场经济要讲诚信，从经营管理入手，把职业道德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这应该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主流思想。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可否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分开。比如对经济人的界定，有说是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这样概括是不全面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行为不能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现在我们国营企业中出现一些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这种情况应该谴责。即使是私营的个体经济，正当的经营者也不是只讲个人利益，如上缴国家利税，同时也为国家利益作贡献。至于道德人也许认为是那些专作社会救济的善长仁翁，其动机行为应该是利他。但是这种利他行为有个前提，即先拥有个人的物质财富，才谈上去爱利他人，所以经济人和道德人也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我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不是对立的两极，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本是从事各种经济行为的人，在本身行业活动中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经商开业，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是经营商业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外面所强加的。有人认为用道德制约经济生活是道德评价的越位干扰，将经济与道德割裂并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我不同意，从实践证明也是有害的。现在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欺蒙拐骗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制造假酒假药致人死命，这种连起码职业道德也不讲的经济行为，就应该给以严厉的道德谴责，难道是越位干扰吗？这也说明经济与道德是不能分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要讲究经济效益，但赚钱也要合理合法。市场经济固然要讲竞争，但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国家也要作宏观调控，不能因为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可以失衡和无序，当事者可以任意胡来。道德和法制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轮子，既是推动同时也会起制约作用。前段时间，广东有部分研究经济理论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提出要为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以至皮包公司正名，因为这些经济行为能促进商品流通，提高经济导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里说穿了只要经营者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来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而只谋一己或小集团以至局部地区的私利，这也许是地方保护主义者所持的理论根据和得以形成的原因。
针对上述情况，我认为要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德与法制缺一不可。而法制只能治标，威慑一时，更根本的是要提高所谓经济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事经济活动要做到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这虽是二千多年前儒家孔子所提倡的价值观，到今天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应该还没有过时，这也说明古老的儒家思想，有些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内容，对现代都市的商业文明，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来源：《东方论坛》 作者：李锦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