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在断言成人不仅仅是跟随别人亦步亦趋时，所强调的正是这种被忽略了的“弘道”的向度。在延续、拓展“道”的过程中，人类发挥着积极、创造性的作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作为“造就人”的“仁”与“造就世界”的“道”之间的直接关联，颇有助于澄清“道”的这种偶然性。贯穿《论语》始终，“道”都不断地与“仁”彼此相连，如果不是由“仁”来定义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在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其独特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这个人本身既得到了定义，也定义着该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点，《论语》中经常提及的“仁”，就仍然是模糊和不确定的。“道”是一张穿越生与死的通程车票，它由形成之中的人性和变化之中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所决定。
究极而言，人行道最终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它包括组织并构建人类经验的历史过程的所有方面。它是一个造就世界的过程，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趣味的各种领域中，所有人所不断获得的种种成就的基本一致性使这一过程得到了统一。
颜回这位孔子最喜爱的弟子曾经描述过：个人的努力需要沿着难以捉摸的“道”而行。他还强调了孔子在引导他不断探索“道”的过程中对他的帮助：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意料之中的是，在《孟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颜回的“道”，并且可以肯定，颜回的道与古代的圣人禹和后稷的道是一样的。（《孟子·离娄下》）一条被清晰描绘的道路上有什么，是由那些文化先驱们所打造的，并且，对于那些使用这条道路来开辟自己的不同生活道路的人来说，这条道路是保持开放的。但是，随着环境在改变，时代将流逝，道也就随之衰退和失落。恰如《论语·宪问》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孔子本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古之道已经失落，周遭的环境则协力打破了美好的生活。因此，需要一个特定的人物来扫清道路，为将来的行路人提供新的开端，就是这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特定人物要为旧的道路重新定位，并开启新的道路起点，这种责任是《论语》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参与从政来推进“道”时，他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私人存在的领域内继续行道：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道”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是对世世代代所总结和传承的人类经验的诠释。虽然“道”的体现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视角，但是在“道”的综合性的扩展当中，每一种当前看问题的立场都是所有以往事件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所有将来各种可能性的根据，这样一种事实表明了“道”的统一性。不但过去会重新塑造现在和将来，而且过去本身也会根据现在的各种结果被不断地重新观察和重新塑造。孔子既更新了中国文明当下的文化成果，其本人也不断地被人类经验代代更新的视角及其侧重点的转换所重新塑造。
就特性而言，“道”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各种文化矢量的聚结。通过连续性的多重视角，那些文化矢量被整合并集中为一种可理解性的中心。“道”具有不同领域的重要性和不同程度的成就，其较低的层面可以被描述为细枝末节的“小道”，如果这些“小道”不是彼此不同的话；而其中心的、更高的层面则是对人的生活的恰当关注。“善人”之“道”与“君子”之“道”这两者，相对于“圣人”之“道”都还有所欠缺，然而，《论语》的文本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我们此处所面对的并非完全不同的“道”，而是面对的不同角度下的“道”的不同特性，这些不同特性是根据聚焦与涵盖的不同程度来加以衡量的：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
“道”的多样性在于：它解释了我们文化兴趣的每一个领域中那些具有重要性的东西。有音乐之道、射箭之道、大臣之道、还有天道。鉴于孔子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格外关注，在《论语》中，关于“治道”的问题就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都不但以某种适合于其特定环境的适当方式体现着“道”，而且还能以其原创性的贡献，在一个崭新的方向上建立“道”的动力。
我们可以强调个体性的“道”的特性，或者强调作为一种潜能的资源的“道”的连续性。尽管我们强调“道”的那种倍受忽略的多样性与个体性的创造维度，但我们也并不希望忽视“道”的最为根本的连续性。我们所说的关键仅仅在于，在重视孔子思想中有关“道”的连续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理解在孔子思想中同样重要的更新（novelty）与原创（originality），它们也都蕴涵在“道”之中。（中华五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