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立人思想

2012年04月10日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普遍怀有一种担忧：属于前现代传统的经典是否能与现代话语相容？如果不能，弘扬传统文化的依据何在？

    面对这种疑问，我们应该注意两个关键的逻辑：其一，重读乃至弘扬经典并不意味着完全以经典指导现代人的生活，而是完成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复兴；其二，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它是多声部的复杂体系，可以通向多个可能的前景，因此，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复兴经典中与现代话语相容的观点与立场。譬如，儒家经典中既记载着不合时宜的等级制观念，也传承了尊重个体主体性的立人思想。

    在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个体就已经明确地被界定为道德行为的主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它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应该“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观点符合孔子的道德观：孔子所推崇的仁并不外在于个体，而是人内心所固有的道德意向。在孔子看来，人只要能够回归、敞开、光大自己的本性，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对于孔子来说，“为仁由己”这个事实意味着个体可以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伦理学的起点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个体。倘若个体没有向仁之心，那么，外在的礼乐就没有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道德实践是个体的事业，自然要从个体出发而又指向个体。

    对于个体主体性，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有过精彩的论述。孟子认为天赋予每个人以思考的器官和能力，人则因此可以成为认识和道德选择的主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人的心中本就存在万物之理，因此，身为道德主体的他无需依赖他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完成爱人、事天、弘道之大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矣。”（《孟子尽心上》）即便是卑微之至的草根个体，也天然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自然也是显现各种善行的道德主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与孟子类似，南宋大儒陆九渊也特别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他认为人无论贫贱，都有相同的本心，皆可尽天下之理：“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陆九渊集?卷三十五》既然本心相同，那么，个体自然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宇宙之间如此其广，吾立身于其中，须是大做一个人。”（同上）做人绝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的存活，更意味着自立于宇宙之中，让自己的心成为主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拾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同上）在讨论个体的自立性时，他与弟子之间有段生动的对话：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同上）拥有自主意识者不跟随他人脚跟，而应相信自己在宇宙中的独一无二性：“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同上）这种豪迈之气，即使比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哲们，也毫不逊色。陆九渊之所以敢于如是说，是因为儒家认识论和伦理学本来就是从个体出发的。他不过是以个性鲜明的话语敞开了儒家思想的内在可能性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立人思想。这些思想往往被群体本位的伦理学――儒家思想的另一向度――所遮蔽着，因而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敞开、阐释、弘扬。进行这个层面的工作，有助于完成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创造性转折，其善莫大焉。（作者: 王晓华 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