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它所倡导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
    中国人重“公”大于重“私”。在几千年来孔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公”也被代代相传，世世相颂。“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之心。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孔子一贯主张"忠恕"。继孔子之后，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道家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而儒家尤为重视公忠，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致忠而公"、弘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思想。
    春秋时，晋平公有一次问祁黄羊说：“南阳县缺个县令，你看应该派谁去当比较合适呢？”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最合适了。他一定能够胜任的！”
    平公惊奇地又问他：“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你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于是，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了。
    解狐到任后，替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 ，大家都称颂他。
    过了一些日子，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祁黄羊说：“祁午能够胜任的。”平公又奇怪起来了，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祁黄羊说：“你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所以我就推荐了他；你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平公就派了祁午去做法官。
    祁午当上了法官，替人们办了许多好事，很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孔子听到这两件事，十分称赞祁黄羊。孔子说: “祁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拿才能做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存心偏见，便不推荐他；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便不推荐。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够得上说大公无私啦！” 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公”承载了胸怀天下与舍身忘己的大气，这种品德救助了几千年的穷苦大众，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使其在艰难的岁月里，如同甘露的降临，滋润了百姓干涸的心田。国君中诸如隋文帝、唐太宗、汉武帝、康熙大帝，都是以“公”为己任的典范；爱国人士中文天祥、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也都是因“公”而在历史上熠熠生辉，以及新时代的徐虎、雷锋、邱少云、黄继光等等也都为“公”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永远被后人铭记，被后人传诵和敬仰。
    "天下为公"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无疑也是在继承了包括"天下为公"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公平、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我们要深刻理解"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名言，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品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自觉地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先公后私"，当三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