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在职官员如何尽孝问题。政府主要是通过休假或探亲假制度为其提供尽孝的机会。如《史记》所载：石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明清时规定，父母在500里以外者每五年有15日的探亲假，3000里以外者每三年有30日的探亲假；如其父母、祖父母年龄在70岁以上无人照管者，允许离职回家侍养。另外，假如在职官员的父或母死亡，无论任何要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日起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是为丁忧之制。此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形，孔子与弟子宰我就曾讨论过三年守丧问题。西汉时规定在职人员丁忧假期长则三年，短则36天。至宋代，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如官员早死者，其子也须解官代父为祖父母守丧，服满后起用。但有时因政务之需，允许官员不守丧期，是为“夺情起复”，有移孝作忠之意。清代又规定，官员匿丧不报者革职。除丁父母、祖父母忧外，对于所授业的恩师，也有守丧之制。诸如孔子死后，许多弟子守墓三年，子贡更是守墓六年而去。对在职官员而言，如恩师死亡，也给假三天以尽孝道。因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再就是官员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官员退休史称“致事”或“致仕”，意思是交还官职，但还享受一定的待遇。据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记载，官吏年70，耳目不聪，腿脚不便，就得告老退休，朝廷给予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待遇，以示尊贤。唐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吏退休可得厚禄，有功之臣蒙天子恩典可得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的，给予大量土地以养老。元代规定“集贤，翰林老臣”不致仕，即使是三品以下官员也可例外。如天文学家郭守敬，逾70岁申请退休，朝廷不准，86岁时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明代致仕官员可以在原品级上升一级或带职带薪退休。清代致仕年龄为60岁，一般都享受半俸待遇，朝廷重臣会享受全俸待遇。
3.法制中的敬老教化
中国早在西周时就有“矜老恤幼”传统，因而对犯罪老人予以减刑或不追究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统治者对老人的关爱和宽恕。据《礼记·曲礼上》载：“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可见，7岁以下的幼儿及80以上的老人，即使犯了罪，国家也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也是我国法律文献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最早记载。战国时期的李悝所制定的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对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年满60岁的老人在量刑时有予以减刑的规定。汉以后，儒家的“施政以仁”及恤刑思想对历代统治者影响很大。汉景帝时规定：“年八十以上……当鞫系者，颂系之。”[班固：《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鞫系”即监禁，“颂系”即免戴刑具。汉宣帝时，规定80岁以上老年罪犯，除诬告或杀人之罪，“它皆勿坐”。[班固：《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唐律规定，70岁以上犯“流罪”以下者可以用钱赎罪；80岁以上应处死刑的可免于死刑；90岁以上虽犯死罪，但不追究刑事责任。还规定对70岁以上的犯人，不得拷讯，且采用三人以上为证，实行众证定罪。
同时，历代还有对老人减免赋役的规定。如汉文帝、汉武帝时曾下诏，规定家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其两口人的算赋；家有9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除其全家的徭役等。尤其是在制定法律时，对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很重视。早在北齐时，《北齐律》就把“不孝”定为“重罪十条”之一。隋唐时期发展为“十恶”，其中把控告及咒骂父母、祖父母，与祖父母及父母分居且不履行供养义务，甚至诈称父母及祖父母死亡等定为“不孝”罪，把殴打和弑长辈定为“恶逆”罪，把谋害老师定为“不义”罪等，均不可赦免。
4.礼制中的敬老教化
主要是设置“三老五更”礼和乡饮酒礼。
“三老”是指熟悉天地人事者，“五更”是指深谙五行更替者，都是指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人。此礼制是在天子视学时举行的，可以说是国家级的敬老仪式。最早始于周朝，依《礼记·祭义》所言，典礼上陈设着三老、五更的席位，摆上美酒佳肴。早晨，天子莅临太学，对众老恭敬下拜，然后亲自为老人割肉献酒。宴毕，天子要向众老“乞言”，即征询建议和治国计策。至汉代有所发展，如安排公车迎接老人，天子要到门口迎候，派三公陈设几案，九卿为老人正履，专人侍候老者饮食，还会赐予老人侯爵和俸禄等。
乡饮酒最初是民间宗族的集会宴饮，后逐渐演变为以敬老为内容的酒会礼俗，可以说是地方性的公开敬老仪式。据《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乡饮酒礼始于周代，规定每年秋季在乡学举行，由乡大夫主持。行礼时，依据年龄大小来安排席位和菜肴，60岁以下的立侍，60岁以上的坐享三种菜肴，70岁以上的享用四种，80岁以上享用五种，90岁以上享用六种。明洪武十六年（1383）颁布《乡饮酒礼图式》，规定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张廷玉：《明史》卷三十六《志第三十二》]。但要求先宣讲道德规范及“读律令”，然后再行饮酒之礼。虽然有些“变味”，但依然具有敬老的导向。
在举办“三老五更”礼和乡饮酒礼时，也邀请太学生及乡学生参与服务性事务，从各种礼仪中受到深刻生动的敬老教诲。
三、民间传承的敬老教化文化
统治者的提倡和身先士卒，对民间敬老教化起着一种导向和“上行下效”的作用，民间的敬老教化路径多样，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树“二十四孝”为世人敬老典范
利用图说、大鼓书、词曲等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宣传孝道，这是古代民间敬老教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所盛传的“二十四孝”影响最为广泛。《二十四孝鼓词》以说白和弹唱的形式，把二十四孝的事迹通俗地讲给民众，所涉及到的人物，自虞舜时代以至宋代，有身为帝王还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刘恒，也有“卖身葬父”的普通百姓董永；有对亲生父母“恣蚊饱血”的吴猛，也有为继母“卧冰求鲤”的王祥；有自幼便知“怀橘遗亲”的陆绩，也有古稀之年仍“戏彩娱亲”的老莱子；有在父母生前尽孝的“行佣供母”的江革，也有在父母死后尽孝的“闻雷泣墓”的王裒和“刻木事亲”的丁兰等。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将二十四孝子的言行展现给民众，让人感到“孝无始终”，“孝”就在身边，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对父母有一颗真挚的孝心，就会像二十四孝一样做得感天动地。
2.刊行《孝经》为世人敬老读本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相传为孔子所作，对孝的意义和作用予以充分的论述。《孝经·三才章第七》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治章第九》讲“人之行，莫大于孝”。《广要道章第十二》则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因而，人人必须“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进而，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类不同层次人群的孝行分别给与规范。因合乎统治者以儒治国之道，故自战国魏文帝注解《孝经》始，就有数十位帝王亲自为《孝经》作注。唐玄宗更是下诏，要求每家每户都置备《孝经》一本。《孝经》的刊行对敬老教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会使更多的民众知道如何去孝敬老人。
3.日常生活中的敬老教化
日常生活中的敬老往往与做寿、住房、饮食等事宜密切相关。
首先是做寿，只有老人才有做寿的资格，一般都是从60岁开始，70岁以后就更为重视，如77岁称“喜寿”、88岁称“米寿”等。做寿时总要称呼老人为老寿星。而寿星也是有讲究的，寿星系十二星宿之一，又称老人星或南极老人星，代表长寿之神，以此期待老人长寿。自秦朝开始，各地都建有供人祈福的寿星祠。与寿星附会的人物有两位：一是老子，东晋学者葛洪在《神仙传》中说他在周朝已300多岁；二是彭祖，相传为颛顼玄孙，殷末时已有767岁，依然不见衰老。二人自然成为长寿者的代称。
其次是住房，在中国古代的家庭里，父母的居室一般称为堂屋，多是坐北朝南，处于一家院落正中位置，堂屋地面和屋顶相对比其房间要高一些，以显示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父母的尊重。所以，古代的子女在外人面前不直说父母如何，而是说高堂如何。这样，高堂即指父母居处，也是父母的代称。子女结婚典礼上要“二拜高堂”，受拜的就是父母大人。
还有，无论在家庭还是公共场合饮食，总是让老人先入座，还要坐上座。平时，家里有什么美味佳肴总会先让老人来享用，这是古代饮食中所蕴藏的孝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如孔子的大弟子仲由，早年家贫，自己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三国时期的陆绩，六岁时随父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便怀藏两个。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笑道：“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跪地答曰：“欲归遣母。”[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七《陆绩》]这些孝行均被学者编入“二十四孝”。
4.社会、学校和家庭合力推进敬老教化
就社会教化来说，最不可忽视的是乡规民约的潜移默化作用。乡规民约多由士绅、致仕或在任官员协助制定，虽不具有法制意义上的强制性，却有一定的约束力，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据考证，无论是吕氏兄弟的《蓝田乡约》、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真德秀的《潭州谕俗文》，还是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都突出了敬老这一主题。比如真德秀在《潭州谕俗文》中说：“古者教民，必以孝弟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弟为先。”[真德秀：《真西山集》卷四十《潭州谕俗文》]
就学校教化而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将尊老教化融入学校教育，由契担任司徒，主持“五教”，其中一教便是“子孝”。西周时，国学教学内容涉及到“孝德”，乡学涉及到“孝行”。受此影响，后世便将“孝道”编入《三字经》、《童蒙训》、《弟子规》、《小儿语》、《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各类蒙养教材之中，使儿童从小就知道如何孝敬父母、尊敬老人。
家庭则是进行敬老教化的最有效的场所，家训、家规、家书是父辈教导子女的重要手段。就其内容看，几乎毫无例外地教育子女要孝父母、敬长者。颜之推在给后人的《颜氏家训·教子第二》中写到：“生子孩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唐代柳比的《戒子孙文》说：“予幼闻先公仆射言：立己以孝弟为基”。尤其是对女孩子的教育，敬老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如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编著的《女论语·事父母章》云：“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问安康。寒则烘火，热则扇凉……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先尝。”
总之而言，我国古代的敬老教化机制是在实践中形成，又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的，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和人道色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当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养老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大力发展经济理应是最佳选择，但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当前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还必须稳步地、有针对性地解决所面临的老人问题，这对缓和家庭及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儒教邮刊》 作者简介：赵国权，男，河南大学教科所兼职研究员，教科院教授，硕导，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广岛大学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