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内涵的丰有
    作者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的思想内涵虽有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作者用以指导创作，企图贯注于作品的思想;后者则是作品本身的情节和人物所体现的内涵。有了高层次的创作思想，不一定能写出内涵丰富的作品;而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思想内涵往往比作者的创作思想丰富得多。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其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思想内涵是否广阔而丰肤，能否给人以深刻的历史教益和人生启示。如果作品内容单调，思想贫痔，就不可能打动人、感染人，更不可能成为上乘之作。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是极其博大而深厚的。因此，我们说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⑥直到今天，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们仍然对《三国演义》兴味无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那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给人以心灵的养分。政治家可以从中借鉴治国之理，军事家可以从中领悟用兵之道，企业家可以从中提取竞争之法，一般人也可从中吸取人生智慧。这种与时俱新的思想内涵，正是第一流作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相比而言，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隋场帝艳史》、《隋史遗文》等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各有值得称道之处。它们或歌颂明君贤臣，鞭挞暴君岳臣;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感，希望社会识才爱才;或颂扬敢于反抗的草莽英雄，表彰舍己为人、保国爱民的豪杰志士，表现出鲜明的进步色彩，颇能感动读者。但是，在思想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它们都明显不及《三国演义》:论对明君贤臣的歌颂，它们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歌颂刘蜀集团的强度，也缺乏比较独立的批判意识;论对政治军事斗争复杂性的描写，它们又远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的深度。因此，作品的力度也就明显逊于《三国演义》。至于其余诸书，那就差得更远了。
     (三)情节艺术的成败
    除了思想内涵是丰腆还是贫瘩之外，决定作品成就高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有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有明显的差距。
    1.在对虚实关系的处理上，《三国演义》善于将现实主义精神与大胆而丰富的虚构情节相结合。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具体编织情节时，罗贯中却充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艺术虚构，做到虚实结合，水乳交融。书中情节，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越是精彩的情节，其虚构成分越多，有的甚至纯属虚构。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有的一味强调“羽翼信史”，不敢大胆虚构，结果作品成了史书的附庸，质木无文，淡乎寡味;有的则过分强调“传奇贵幻”，随意虚构，结果作品似乎“好看”了，但却与史实相距甚远，甚至毫无史实依据，已经算不上历史演义小说。相比而言，《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对虚实关系处理得稍微好一点，但也只是在史实的叙述中有所“增添”和“润色”，真正的艺术虚构并不多，书中不乏精彩的片断，但总的看来，比之《三国演义》尚有较大差距。
    2.《三国演义》不仅善于编织情节，而且善于组织情节单元，通过情节单元来集中铺写重大事件，构成全书的主干。书中的“董卓之乱”、“联军讨董”、“三让徐州”、“过五关斩六将”、“官渡之战”、“三顾茅庐”、“赤壁大战”、“三气周瑜”、“夺取益州”、“关羽之死”、“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八伐中原”、“三分归晋”等情节单元，
每一个都是虚实结合，曲折多变，每一个都具有相当大的分量。它们前后相承，使全书主次分明，轻重得当，波澜起伏，给读者很深的印象，成为一种较好的结构形式。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虽然偶尔也有比较有分量的情节单元(如《新列国志》中的“管仲相齐”、“晋文公称霸”、“伍子肯逃吴伐楚”等)，但它们大都只是把事件相对集中，远不如《三国》中的情节单元那样丰富生动，更未构成全书的主干，因而所起的作用也就弱了许多。
    3.《三国演义》中的情节和情节单元，绝大多数都是精心结撰，巧妙安排，故事性很强。如“鞭打督邮”、“孟德献刀”、“捉放曹”、“温酒斩华雄”、“连环计”、“煮酒论英雄”、“斩颜良诛文丑”、“单骑救阿斗”、“威镇长坂桥”、“舌战群儒”、“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横架赋诗”、“火烧赤壁”、“华容放曹”、“割须弃袍”、“义释严颜”、“单刀赴合”、“刮骨疗毒”、“失街亭”、“空城计”、“遗恨五丈原”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大量的精彩情节，使全书满目珠巩，读来兴会酣畅。而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虽然也有不少生动的情节(如《隋史遗文》中的“秦琼卖马”、“秦琼认姑”、“程咬金劫银杠”等)，但大多数作品的情节构成不够平衡，能够给人深刻印象的生动篇章只是一部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物形象的得失
    能否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决定历史演义小说成就高低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同样也有较大的差距。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全书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这些人物形象，既以历史上的同名人物为原型，又比原来的历史人物更丰满，更生动，更具概括意义。比如，历史人物诸葛亮，确实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不仅在当时极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许。不过，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数千年中国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几十个;然而，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通俗文艺的基础上的成功塑造，诸葛亮艺术形象已经大大高于其历史原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祟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我们简直无
法想象，如果没有诸葛亮、关羽、曹操等艺术典型，没有那几十个家喻户晓的重要人物，《三国演义》还会有什么看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才使得《三国演义》当之无愧地立足于世界名著之林。
    在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中，也有许多为人熟知的艺术形象，其中一些形象还相当生动，如《孙庞演义》中的孙殡、庞涓，《新列国志》中的管仲、齐桓公、宋襄公、伍子青，《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的尉迟恭，《隋场帝艳史》中的隋场帝，《隋史遗文》中的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等。不过，它们塑造这些人物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各有特点，但由于作者用力不够，人物往往刻画得不太丰满，不太深刻。其二，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够高，其所歌颂的英雄豪杰往往是崇高气质不足，而较多市井庸俗气息;其所鞭挞的反面人物，则往往易带小丑色彩，而对其丑恶灵魂却揭露不够。因此，这些人物虽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却难以成为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
    (五)创造精神的强弱
    历史演义小说的写作，或起步于前人的积累，或出自作者一己的构思。无论哪一种情况，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都有赖于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又是强弱判然。
    人们经常说，《三国演义》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若就题材来源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只要将《三国演义》与其雏型《三国志平话》稍加对照，我们就可充分看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决不仅仅是把《平话》的8万字扩充成了大约70万字，而是对原有的故事和人物作了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造，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部全新的杰作。例如，《平话》卷上的《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写貂蝉与吕布本是夫妻，因战乱失散;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上;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送貂蝉与吕布团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人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将其杀死。这样的情节弊病甚大:第一，王允明知貂蝉与吕布是夫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
貂蝉献给董卓，未免显得太下作;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无必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罗贯中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与貂蝉本不相识，一下子就使人物关系合理了。于是，王允设置“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祟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摔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而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情节。至于在《平话》中毫无踪迹，完全由罗贯中独自创造的情节，也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罗贯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创造精神。
    相比而言，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造精神则普遍要弱得多，从立意构思、情节编织、人物塑造到具体艺术手法，它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去模仿甚至抄袭《三国演义》，致使许多地方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例如，题署“徐文长先生批评增补”的《绣像隋唐演义》，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抄袭《三国演义》，如《裴仁基兵败石子河》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博望”一节;《武氏杀王后萧妃》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董卓命李儒杀害何太后、汉少帝一节;《李孝逸兵败敬业》一节，显然抄袭《三国》中“火烧新野”一节;对李敬业败逃情景的描写，显然抄袭《三国》中“曹操败走华容道”一节……读者看到如此多的模仿、抄袭情节，不能不倒胃口，而作品也就很难说得上有什么艺术成就了。即使像《新列国志》、《隋场帝艳史》、《隋史遗文》这样较好的作品，作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都不及罗贯中，作品的艺术成就自然也要低一两个等级。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既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光辉的艺术典范，又是它们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除了上面分析的几种原因之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模式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继承其成功经验，如何实现新的超越，乃是历史给后人提出的重大课题。（来源：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
    注
    ①见嘉靖士午(1522)修算子(张尚德)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载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荞》卷首。
    ②见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载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③见李渔为毛本《三国演义》所写的《序)，载康照醉耕堂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
    ④(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枝》条。
    ⑤(明)高孺:《百川书志)。
    ⑥详见笔者为《校理本三国演义》所写的《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