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弘扬了易学、使卜筮之书的《周易》成了无所不包的理论巨著
易学之所以能成为易学，成为有着庞大体系乃至无所不包的学科，其能量并非它本身所固有，而是儒家注入、弘扬的结果。儒学在借易学充实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易的内涵，乃至完全改变了它本身的面貌。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而“易”更是一个难以解说的概念，《礼记·祭义》曰：“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地；善则称人，过则称已，教不伐，以尊贤也。”据此说法，则“易”是当年圣人为了尊天而设立的，用活人充当的偶像，但又是一种特殊的、有具体活动并具有无上权威的偶像。坐朝时“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公然与天子分庭抗礼。断事时天子即使有了明确的意见，也不敬自专，“必进断其志”，最后由“易”通过龟卜来决定。可知这里的“易”是当时官名，他的职责是通过龟卜最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部落的行事，但既是“抱龟南面”，用的是龟卜，似又与后世成书的《易》关系不大。其实这“抱龟南面”的“易”就是后来的“太卜”，是人而不是书。《周礼·春官》云：太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这里的“易”才是书。可知是先有“易”之事，而后有“易”之官，最后才有《易》之为书。但无论是事是官是书，都离不开占卜，它们的区别在于：就书而言，卦爻是《易》的全部，而事与官指的是用卦爻占卜的人和操作，甚至是没有卦爻的操作。我们今天所说的易学应该是以卦爻为基本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易》，而不是泛指一切占卜活动的“易”。
儒家对《易》的扩充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这个过程简单说来就是由《易》原本的单纯占卜到超出占卜的过程，也就是由原本的吉凶决断到事理分析的预言，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的过程。儒者们的充实是从事理分析开始的。这个过程从《左传》一书可以看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如下一段记载：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这是在典籍中最早出现的卦例。这段托名周史的著名解说肯定不是当时卜者的原话，而是后出儒者加工的结果。破解分两个部分，一是根据《观》卦六四爻辞（遇《观》之《否》是变卦，而《观》卦变《否》卦是因为《观》卦的第四爻由阴变阳。故第四爻称之变爻。凡是变卦，破解得以变爻爻辞为依据）。二是根据卦象，而主要是六四爻辞。周史根据“国”字，肯定孩子将来一定能继承厉公为一国之君的事业；根据“光”字，肯定孩子将来作国君不在自己的陈国，而在遥远的异国；根据“观”字又肯定作国君的不是孩子本身，而是他的子孙，因为观有旁观等待之义。
这段破解就解卦来说是十分高明的，推断大胆而有根据，解说有自己的逻辑，结论自然，有相当的说服力，比之单纯的吉凶可否的决断，已经大大提高，也决非一般“抱龟南面”的卜者所能做到的事。《左传》记载的卦例，卜卦解卦的都是“史”，而不是“卜”，说明占卜这个职业已由简单的卜疑向事理分析方面发展，儒者就在这个当儿开始向《易》注入新的内容，周史的解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周史的解析尽管深刻周到，但毕竟还是事理分析，只限于就卦解卦的预言，构不成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109年之后， 卜穆姜幽居东宫，其破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一段大倒叙的文字，先写穆姜死于东宫，然后写当初被囚禁东宫卜卦的情况。穆姜是鲁襄公的母亲，在鲁国的“三桓”斗争中坚决支持叔孙侨如，几次逼着儿子襄公去掉季孙、孟孙氏，叔孙侨如也积极招拢晋国，以为外援。后来斗争失败，被囚禁东宫。就在押送她入东宫的那天，有人为她占了一卦，“遇《艮》之八”。《艮》卦卦体为艮下艮上。《艮》为山、山乃不动之物，今一山压着一山，联系她眼前囚禁的事实，定然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好心的史官怕穆姜伤心，按《周易》的成卦原则重新解释，说不是《艮》卦，而应该是《随》卦。《随》者随也，有跟着走的意思。于是史官安慰她说：“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这穆姜倒有自知之明，她根据《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作了上面的分析。穆姜解元、亨、利、贞并不是就某卦某爻某事解决，先给元、亨、利、贞确定界说，再加引伸归纳，可见“元、亨、利、贞”成了总括仁义礼智、嘉善贞和诸德的概念，而且是外延极大，乃至无法具体限定的概念，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就形成了理论。后来《易传·文言》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全文采用。这段话是否出自穆姜之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它开始了易学由具体卦爻破解到理论化的质的飞跃。《周易》也就因此升华了。
当然，《易》的全面理论化还是在《易传》产生之后。《易传》不仅将部分卦爻辞理论化，更重要的是将《易》的整个构成理论化，从而也使《易》的内涵也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概括《易传》的观点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动。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因为有了《易传》的开拓，“易”的内涵变得无比深广，外延更是无比开阔，从“天地开辟”的宇宙形成，到“阴阳运行”的眼前现象，以及庶类群品的生生相续，全在其中，从而构成了易学的庞大体系，逐步上升为儒家六经之首。
前面提到，《庄子》第一次提到六经，以及后来《史记》第一次提到六艺，都把《易》排在倒数第二，但到了《汉书》情况大不一样。《汉书·艺文志》列儒五十三家，而以《易》十三家为首，而且把主要原于道家思想的《淮南子》中的《原道训》、《道应训》两篇也归入易学，成为十三家之一，并在六艺之后总括诸经大旨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汉书》不仅以《易》为六经之首，而且认定《易》是诸经之原。理由是：和解之《乐》，正言之《诗》，明体之《礼》，断事之《春秋》，都是相须而备，世有改变的，惟独《易》，探究的是宇宙之起源，人伦之根本，是与天地相终始而不可更易的原本之学。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史记》与《汉书》在内容上于汉初及其以前之事多是重复记述的，而且出入不大，有些章节《汉书》甚至照抄，《史记》为何对《易》的地位的处理相去如此遥远？原因很简单？《史记》记述的是“罢黜百家”以前的情景，而《汉书》评论的是“罢黜百家”之后的盛况。
后汉、魏晋、南北朝诸史，无艺文记载。《隋书》于《经籍志》中列《易》诸经之首，收《易》69家，于“五行”收录易学有关书目百余种。并在编后详细论述了秦汉以后《周易》的传授情况及各家盛衰：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唐代扩大儒家经典，由汉代明五经扩而为九经，《旧唐书·经籍志》分诸经为12类，《易》为第一，收《易》78家。《新唐书·艺文志》分诸经为11类，第一亦为《易》类，收《易》76家。宋代立十三经，《宋史》分诸经为10类，第一为《易》类，收《易》213家， 多为宋人自己的著作，易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至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分经部为十类，列《易》为第一， 收书167 种， 1760卷，上起子夏《易传》，下至清人翟均廉的《周易章句证异》，多为宋、清人著作。另外存目317种，2400卷。共计484种，3160卷，为经部之最。易学也就成了儒者用力最勤、学派最多、玩味不尽、精深博大的学问。
（来源：《理论学刊》 作者：任俊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