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易学与史学

2012年07月03日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初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众所周知，易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也特别突出。史学与《周易》之间联系密切。中国古代巫史同源，史从巫出，最初的史官除了记时书事、掌管典籍，还负责观察天象、制订历法以及卜筮之事。古代典籍文献中，史亦往往与巫、祝、卜等连称。《周易·巽卦》九二爻辞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国语·楚语下》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左传》昭公四年记述周初王室曾以“祝、宗、卜、史”赐鲁。在《左传》中，史苏、史赵、史墨、史龟、史嚣等虽以史称，但又多言其占卜之事。在《周礼》中，太史与太祝、太卜同居春官宗伯之属，而其职掌之事亦与卜、祝相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称述孔子之语，也提到“史巫之筮”[1]（《要》）。《周易》就成于宗教巫术特别是卜筮之官和史官之手，而成书后的《周易》一般亦由史官收藏和管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来鲁，就是“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再者，《周易》和易学偏重天道，其产生、发展也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密不可分。史官既然掌管观测天象和制订历法之事，也就很容易将天人联系起来，用自然现象和规律来考察、附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四时、天象的往复运动中得到某种启发，悟出社会人生也有盛衰变化且遵循一定规律的深刻道理。惟其如此，史官才得以在创作、保存和解释、运用《周易》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周易》所蕴涵着的深刻、丰富的历史哲学，它所展现出的发展的、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也为史官记述历史、评论古今、预断未来提供了重要依据。《左传》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周史论陈厉公生子敬仲事，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国季氏专权事，都是如此。可以说，易学和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而在两汉时期，两者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更是表现得十分显著。探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汉代易学和史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汉初，学术思想领域气氛活跃，易学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大批致力于《周易》研究的学者，陆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陆贾是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著有《新语》、《楚汉春秋》。《楚汉春秋》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它详实地记述了秦汉之际楚汉战争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刘知几在《史通·制言》中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可见，《楚汉春秋》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只是现在已经亡佚。作为史学家，陆贾的历史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而且其历史思想的形成是与易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他继承、发挥《易传》革故鼎新、与时变化的思想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认为人类社会同宇宙万物一样，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周易·系辞下》论古代圣人观象制器的一段文字，陆贾将古史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予以礼赞[2]（《道基》）。“三圣说”或许对后来班固论述《周易》一书的形成时提出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有某种启迪意义。陆贾的历史发展观还表现在他对“厚古薄今”的世俗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说，“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2]（《术事》）。陆贾在《新语》中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政治蓝图，为了实现这一蓝图，他对《易传》的尚德、尚贤、养贤思想多有取资，并将儒家的仁义学说与《周易》的变化之道结合起来。他说，天生万物，“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2]（《道基》）。在陆贾的思想体系中，易学思想和历史思想、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经学成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学术，《周易》和易学颇受其惠，出现了许多以易学名家的经师和大批关注、研究易学的学者、思想家。董仲舒即是其中一位，他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他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一种典型的天人之学，是继承和发挥《易传》天人合一思想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的结果。《周易》的根本精神在于变易，董仲舒对此领悟颇深，他说“《易》无达占”[3]（《精华》）。本于《周易》的变易思想，结合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他提出了三统、三正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求统治者实行改制，“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3]（《三代改制质文》）。他还明确肯定了尧舜易位、汤武革命的重大意义。由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被确立为正统官方学术，对汉代学术尤其是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统、三正说对汉代史学家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注重探讨历史的变易规律颇有启迪。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伟大史学家，其著作《史记》所取得的史学成就与易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司马迁的易学思想与史学思想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是他著史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根据，对后世易学、史学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司马迁的家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易学渊源。司马迁的易学出于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孔子授商瞿《易》，商瞿传《易》经六世而至田何。汉兴，田何传王同，王同又传杨何。司马谈即受《易》于杨何。再者，如前所述，史学与易学之间、史官与《周易》之间均存在着密切关联，而司马氏世守史官，司马氏父子先后任汉朝太史令，自然对《周易》非常熟悉。
　　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周易》在宗教巫术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他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4]（《龟策列传》）《史记》中专设《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也说明他高度重视卜筮之事。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立志“正《易传》，继《春秋》”[4]（《太史公自序》）。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他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在这里，“《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4]（《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虞喜《志林》）。司马迁认为，立足于人事的《春秋》是通过史实的记述来反映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本于天道的《周易》则是依据普遍的思想原理来推出具体实践所应遵循的规律和准则。就哲学思想水平而言，《周易》要高于《春秋》。即是说，《周易》为本，《春秋》为用，二者是彼此互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表明，最使司马迁倾心的，还是《周易》深邃的思想内涵、独特的思维方式。
　　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思想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沟通天人，“究天人之际”。他本于《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云云，在《天官书》中剪裁熔铸各种天文知识，专记天象，并与地上之事一一对应：“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其中详细阐述了天运、天变、天数及其与人事之间的关联，显现出《周易》的深刻影响。司马迁在《历书》中也强调：“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另外，在确定《史记》的体例时，他也注意由天道来推衍人道。如《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是想通过对天道、对自然界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把握，来更好地理解和揭示人道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核心，而这又是深受《易传》变通思想启示和影响的结果。《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说“《易》以道化”，这表明司马迁是很重视《周易》变化之道的，而且视之为易学之本。他志在“正《易传》”，就是要根据《易传》变通思想来更好地考察社会，记述历史。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发生某种变化。另外，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革故鼎新的思想观念，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汤武革命、陈涉起义、项刘灭秦等历史上一系列社会变革。他将陈涉起义与汤武革命联系起来，加以极力推崇：“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4]（《太史公自序》）读罢此语，人们自然会想起《易传》中那激动人心、耳熟能详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5]（《革·彖传》）
　　司马迁的变革思想又是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与他本于《周易》的忧患意识分不开的。汉武帝即位后，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大兴功作，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政治危机不断加深。这引发了司马迁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反复强调宇宙间万事万物盛极则衰、盈极则亏的变化规律，力倡“综其终始”[4]（《十二诸侯年表序》），“原始察终，见盛观衰”[4]（《太史公自序》），主张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由于弊政发展到极限而走向灭亡。他说：“汤武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4]（《平准书》）又说：“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4]（《高祖本纪》）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变通思想也与《易传》一样带有明显的循环色彩。他在《平准书》中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高祖本纪》则将夏、商、周三代政治特点的变化总结为忠、敬、文的终始之变，指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历书》则提出：“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在历史发展观方面的局限性。另外，司马迁继承、发挥了《易传》尊卑定位的思想，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巩固和延续服务。当然，司马迁此举也是以《易传》的中正、太和理想为最后归依的。在《易传》看来，人们必须通过顺应、效法自然的和谐以求得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天人整体和谐。这是《易传》要求确立和巩固等级秩序的理论前提，也是司马迁基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理想。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政治理念和价值理想，司马迁对《易传》“厚德载物”、“振民育德”的尚德思想多有继承和发挥。在《太史公自序》中，他颂赞禹、汤、文、武等古圣先贤为仁德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及秦始皇、秦二世等残暴君王则加以贬抑。司马迁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要求统治者“太上修德”[4]（《天官书》），发挥德治精神，仁民爱物，赢得百姓爱戴。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又取资于《易传》的养贤、尚贤之说，借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例，强调贤人在国家兴衰存亡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手，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他希望最高统治集团真正发挥贤士的聪明才智，将尚贤、养贤思想落到实处。
　　司马迁的人生理想、人格风范对《易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及时立功的观念多有取资。司马迁接受父亲遗训，定下了通过修史来建立辉煌功业的远大目标。惨遭腐刑后，他忍辱含愤，超越自我，以名山事业为重，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崇高理想。他曾向任安（少卿）表露自己的心迹：“勇者不必死节，怯耎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历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6]（《司马迁传》附《报任少卿书》）司马迁将这种自强刚健的人生观同样贯彻到著史活动中。在司马迁笔下，不论何种历史人物，只要他们能把握时机，建立功业，实现了内在价值、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都能得到较高评价和充分肯定。在这些人物中，既有辅佐圣明帝王的功臣将相、贤士大夫，又有身处下层的侠客、隐士、商贾、俳优、博徒、屠夫、妇女等。对他们的赞颂和钦羡之语，常常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流注于司马迁的笔端，闪现在《史记》的字里行间。这些都显示出《易传》对司马迁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治学风格方面，司马迁亦颇得《易传》和易学之影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深谙《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5]（《系辞下》）这一学术风格和特色，并着意加以发扬、光大。《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对“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黄老之学极为推崇，同时又不排斥阴阳、儒、墨、名、法之学，志在融会贯通百家学说而建立起带有历史超越性的思想体系和史学体系。司马迁著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4]（《太史公自序》），其中既包括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学说、六艺经传，又包括道、法、阴阳等诸家学说。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本于《易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先秦和汉初诸子之说和史学作品进行研究、总结、吸收、扬弃和融会的结果。这与《周易》弥纶天地之道、包容古今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容性和超越性。
　　应该说，正是对诸家学说中各种学理、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综合超越，才成就了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司马迁所建构的史学体系和一家之言，主要是易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司马迁的易学思想与史学思想、易学成就与史学成就彼此烘托、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成为后世学者治史治《易》的范例。（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张涛、袁江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