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美学新思想

2012年04月10日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刘勰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完成，全书书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评论者说：该书超越前人，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刘勰的成功还得归功于当时一位显赫的人物，那就是当时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沈约。当时，小和尚刘勰，身名未显，绅士、文人，谁也不认识刘勰，也不知道他是僧佑的弟子。《文心雕龙》写出后，书稿不知怎么处理，聪明的刘勰想到了沈约，他知道，这位文坛巨豪，地位显赫，在政界和文化界均有重大影响，刘勰当然想首先取得他的认可。
　　
　　刘勰用了一个绝招，他背着书，像一个卖书的小贩，在大路边徘徊，似乎是若无所事，其实，在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刘勰便拦住了他，把书稿给沈约看，沈约这位文人，尽管是高官，但还是很有文人风范，他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回家阅读，读着读着，立即被吸引住了。开始对这位乞丐一样的年轻人刮目相看，沈约读完刘勰的书后，评论说，该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这位文坛宿老，还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
　　
　　得到了沈约的肯定，年轻的刘勰的名气开始响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这对刘勰来说是非常好的事。刘勰想不到，还有更好的事，三十八岁的刘勰，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多少圆了他追求儒家的梦。他曾任县令，当过步兵校尉，特别是高就宫中通事舍人。
　　　　
　　《文心雕龙》有明显的儒学立场，与之前的儒家代表人物不同的是，刘勰兼融佛道，承继《易传》，以深刻的哲理来阐述其美学新思想。
　　
　　刘勰在其理论的基本立场上，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来阐发其“原道”思想，强调天地阴阳之“道”与社会伦理之“道”的统一性，并在此前提下论述文道关系。刘勰认为“道”生“文”，“文”是“道”的表现。他认为“文”分“天文”和“人文”，“文”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示“道”。具体说，“天文”指的是天地、日月、山川等的存在形式，“人文”指的是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人文”狭义上通“文辞”，主要指文辞之美。文辞体现“道”，是“道之文”，因而“文”有“文心”。有人的“性灵”参与。表现着人的道德追求。刘勰对文道关系的看法与先秦儒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超出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
　　
　　留心的读者只要认真阅读《文心雕龙》，不难发现，书开头部分就有很鲜明的儒家主张：“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这可都是规范的儒家言语。
　　
　　在美学上，刘勰强调美统一于善，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一样。可贵的是，刘勰超越之前的儒家，他更关心对“文”的具体分析，他作为儒家美学的继承者，又发挥魏晋“文的自觉”（参考曹丕的《典论论文》）。注重对“文”之美的本质及其表现的探索。
　　
　　《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是分析和论述“文”之美的各个方面，提出关于文艺的各种新见解。比如，《风骨》篇深刻探索艺术美的构成，认为“文”之美不能脱离“风骨”，离不开内在情感要素与事义、人格、文辞的统一：“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情采》篇对儒家文质关系论有新的理解，认为“文附质也”而“质待文也”，“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情于“文”具有根本的意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这种以情为经而以理为纬的情理关系论是刘勰对儒家美学的创新和贡献。这一创新表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体，但也是对魏晋以来重视“文”与“情”的关系，主张“文”的自觉的美学观点的兼容和吸收。何况，刘勰还有对道家理论的吸取，对佛学的精深研究。儒家的底蕴，文的自觉，道家的观念，佛学的思想，刘勰以儒为本，融化百家，造就了辉煌的美学巨著——《文心雕龙》。
　　
　　说来也奇怪，当刘勰于天监十年（511年）正式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舍人时，可谓是意气风发，显赫非凡，他一定庆幸当时在定林寺，没有真正信佛！可是，当萧统太子失势后，刘勰不得不又回到了年轻时生活和学习的定林寺，这回，他把儒学忘了，彻底信佛。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作者: 文城 来源: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