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权臣善用言官才能坐稳相位

2011年08月24日

善于控制言路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王夫之在《宋论》中提出，宋代政治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是宰相、执政变动得太快，都没来得及熟悉情况、建立威信，更别说推行政策、取得实效了。有意思的是，口碑好一点的宰执大臣换得勤，很多“权臣”反倒一干就是好多年。为什么“权臣”反而受信任？王夫之认为是“立法愈密，奸佞之术愈巧”。换句话说，“权臣”更有手腕，更能迷惑皇帝。这只说中了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由于言官和监察制度的设置，能否控制言路，也是能否坐稳相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代言官品级不高，但有批评宰执大臣的权利。如果被言官抓到“小辫子”，受到激烈批评，宰执经常自动辞职，或闭门反省、等候处置；在宰执与言官相持不下时，皇帝也常常“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如果再掺杂了文人意气和朋党之争，宰相频繁换人就更不稀奇了。而因为言官的攻击主动辞职或被罢免的大臣则很多。

    典型的如欧阳修，英宗时主张尊崇皇帝的亲生父亲濮王，被言官吕诲等狠狠弹了一把，只有一个叫蒋之奇的，觉得欧阳修的提议有理。欧阳修就推荐他做御史。偏偏这个蒋之奇觉得人言可畏，想撇清自己。恰好欧阳修的弟媳妇举报大伯有作风问题，蒋之奇就拿这个告了欧阳修一把。举报信一提交，欧阳修就严格按照惯例自己停职了，闭门在家等候调查。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也没脸再在中央待下去了，外放亳州知州。

　　苏轼没当过宰相、执政，也曾因为言官的激烈批评，被从正三品的翰林学士承旨位置上拉了下来。苏轼看不惯程颢总是一本正经，经常戏弄人家。程颢的门人贾易、朱光庭都是言官，从苏轼考试馆职时的文字里找出了个诽谤的罪名，幸亏有太后罩着。但贾易等人接二连三地从东坡的文章和诗里挑骨头，终于把苏学士赶到颍州去了   

    则因为这样，长期当政的“权臣”，则多引用同党出任言官，而反对他们的言官，往往会被赶出朝廷，眼不见为净。

　　试以王安石为例，他就是通过控制言路扫清推行新法障碍的。从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当上参知政事起，反对新法的声音就此起彼伏，一大批反对派被赶出朝廷，外放当地方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言官。

　　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被罢免，外放邓州知州。

　　同年八月，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力请罢免王安石，被外放河中府知府。此前他已经被罢了言官之职、改判国子监。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反对阿附王安石的吕惠卿出任御史，王安石把他罢免，贬为颍州知州。

　　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等反对新法不果，李常外放滑州通判，张戬为公安知县、程颢为镇宁节度判官。

　　同年六月，知谏院胡宗愈反对王安石参与的官员考察机构改革，并批评王安石赏识的李定，被罢免，外放真州通判。

　　在清洗不听话的言官的同时，王安石还引荐任用了一大批自己人出任言官。

　　李定、张璪、舒亶、邓绾、谢景温等，或者是在王安石的引荐下当上言官，或者是党附王安石的，为他排斥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王家军”弹倒的人里，最倒霉的是苏轼，写了几首发牢骚的诗，被李定、张璪、舒亶等弄了个“猖狂攻击国家元首”的罪名，被御史台请去吃牢饭，差点连命都丢了。（文／曹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