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文化写日记出书的卖菜叔
2013年06月18日
他究竟背负着怎样的故事离开家乡？他对贫穷的观念与记忆是什么样的？他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又怀着怎样的企望？若不是边卖菜边写日记而成为“网络红人”，若不是老家的安徽人民出版社新近为他出版了《卖菜叔日记》，现在西城区天陶菜市场卖菜的41岁农民工姚启中，应如这城市中的众多外来工一样默默无闻，尽管他们在维系城市正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或缺。
打工就是揭不开锅去要饭
老姚的新书《卖菜叔日记》，总体分两部分，一是对于以往农村生活回忆的“家贫史”，二是自己来北京打工的艰辛与收获以及孩子如何在学业上取得进步的“励志史”。
2007年刚开始写作时，老姚频受嘲笑与不理解，甚至被人称为有点“神经病”。尤其在书写以往“家贫”历史时，更是如此。与他在老家安徽阜阳结婚、后来北京共同奋斗的妻子一开始也持同样观点。她说：“他写以前家里太穷了的那些事，讲出来有啥用啊？他是个老实人，（既）倔也笨，我也怕他写这些惹出来什么事。他又是小学文化，写错了，一遍遍又是涂啊，他这几年就是写这个，我都看不惯了刚开始。”
老姚有老姚的对策，他说：“我每天都偷着写。每天早晨起来，她在我左边吧，我就把纸夹在右边；她转到右边吧，我就把纸夹到左边，不让她看见。然后放在车筐里溜溜达达我就走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对于过去、尤其是暗淡的过去，不愿提及、觉得不值得花费精力梳理的心态，因此晚辈对于家里早年间的事，往往都不甚了解。因为习惯向前看，车轮总要向前行进，要尽量“轻装上阵”。
若说这部分内容的作用，也许对于较早一代农民工（他们往往文化程度较低、年约40岁及以上）来到大城市打工的动因的理解，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近期关于“打工”主题的相关书籍不少，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这样分析新一代打工者（“80后”、“90后”为主体）：“其动因并非是极端贫穷而是无所事事；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打工获取向上流动是可能的，工厂的管理层几乎都来自流水线；他们最想改善的是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但在这一代际之前的打工者这里，一切显得那样不同。在《卖菜叔日记》当中，打工的原因被这样概括：“‘打工’这两个字只是我们家里给它改个名听着好听点，说白了，其实就是家里揭不开锅去要饭了。”
18岁读到小学四年级 最后辍学
安徽阜阳，在距今并不遥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姚家面临的贫困，在书中有着众多细节表现。“从柴火垛上掐点红薯叶子，再盛一瓢玉米糁子拌咸菜疙瘩，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也是一天的饭——我们家晚上很少吃饭，因为粮食不够。”
由于老姚的父亲是一位“半智障”人士，老姚家在穷的同时，在村里也受欺负。书中也写道：“姚家几辈人都是被人从门缝里看大的，挨打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挨打我倒不怕，我是怕他们把我的衣服打破了。1979年的冬天，那时我才7岁，有人伸手要打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先搂住身上的衣服。”
书中也写道，老姚那个被父亲气出一身病的母亲，曾想投水自尽，被邻居大姐拉了上来，这一切被他看在眼里，成了终身难忘的事。“每天连基本的饮食都成问题，又整天对着个糊里糊涂的丈夫，母亲是实在没办法了呀。”1982年正月二十八那天，天气依旧很冷，老姚的母亲还是因病去世了。“母亲就躺在用120斤小麦换来的两间茅屋正中间的土坯床上。房间里唯一一盏小油灯为她亮着，为母亲烧的纸钱灰在她干枯瘦弱的身体上空飞舞着。”
1988年，靠着父亲卖苦力维持基本生计的姚家，依然盼望着有一天能吃上三顿饱饭。下雨要淋着，因为连雨具也买不起。1990年，老姚18岁了，由于学业断断续续，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而当年就辍学了。那年冬天，他和哥哥从邻村陈庄赊了点生姜，拉着这些生姜走了240里路来到了北乡的亳县去卖。挣了在他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100多块钱。
挣出三间瓦房 为全村人放电影
“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用‘贫穷’，因为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穷……”这是老姚的书中形容他在老家成长过程的一段话。穷则思变，则是人之常情中最根本的一种。
老姚的书中和谈话间，常把外出打工中对他有帮助的人称为“恩人”，并一再表示感谢。也许，相较打工中身体上的苦累，如何在陌生的城市里真正摸索出一条可生存、立住脚的门路，更不容易。
1990年，老姚一家人萌生出外出打工愿望。村里的几个人去了威海打工，挣回来几百元，还带回来衣服和水果。老姚家因此艰难地第一次张嘴求人办事——希望搭帮出去打工。1991年过完年，老姚怀里紧紧揣着向别人借的50元路费，揣着这样一笔钱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上的忐忑，跟着村里的同乡一同去了威海。
“先当小工，搬石头、装卸车、建花房、修假山、刨土，后来又建威海第六毛纺厂的体育场”，睡在马棚里、靠在毛纺厂吃剩饭省钱，甚至从冷库房顶上掉下来大难不死，两年间有了这样的成果：“我和哥哥第一年挣了2000多块，第二年挣了3200块。我家的几间老土坯房子，在这一年拆掉，三间简易新瓦房拔地而起，这对以前的姚家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回到村里，为全村人放了一场电影，特意为纪念母亲点了《妈妈再爱我一次》。
遇到恩人 不再四处“打游击”
经过了几年的打工，老姚娶了媳妇，经历了父亲去世。家里虽然一天吃上三顿热饭不成问题，但日子仍过得紧巴。1996年，听说村里去北京卖咸菜的一年挣的钱都顶他干好几年，于是决定攒够了本钱前往北京。第二年，老姚再次向姚启彬大哥借了1200块钱，怀着改变家庭境况的强烈愿望，开始了他的“北漂”16年。
下了火车，一扭脸就不知东南西北；查暂住证，幸亏火车票没扔，但也吓得他心里乱跳；向老乡买三轮车，一开始骑车不知红绿灯的用处，差点出车祸；第一次进货的20斤姜，转脸就叫人偷了而欲哭无泪；没几天出摊就遇上一次抢钱，一看车上全是咸菜才得以幸免；4个人合租一间北太平桥附近的简易房，捡卖烧饼的邻居扔了不要的烧饼当早点……老姚初来北京的日子，过得慌乱而不易。
不过，老姚卖菜出摊勤，生活又俭省，看着确实挣到了些钱，也让他渐渐踏实下来。但“不稳定”是他面临的一大问题。他在北京卖菜10多年，一共搬过9次家、在8个菜市场奋战过。搬家的麻烦和苦恼很多人有所体会，而没有稳定摊位的“打游击”，就是时刻准备着，见着工商、派出所、城管、卫生局的人就跑。
不过在1997年，他来到了被他称为“梦想起飞的地方”——长椿街菜市场。“市场管理员刘大爷和崔大姐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看我怪可怜的，便商量着把最西面路北理发店门口的摊位先给我用一个冬天。”
“刘大爷和崔大姐的恩情我一直铭记于心。这个摊位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碗，有了这个摊位就相当于我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1997年农历十一月底，托市场管理员刘大爷的福，我在长椿街菜市场每月花175块钱租了一个固定的摊位。在崔大姐的帮助下，我又交75块钱办了营业执照。”这些个事，包括当时四位保安兄弟看他辛苦，让他把车每天可以存在他们住处的空地上；1999年在宣武门市场南街，侯京生大哥让他在家门口大槐树底下挤点地方卖菜等，老姚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排遣心情 去书店抄写励志书
老姚的书中，有如下小标题：“难熬的2003年”、“饱受苦楚、辛酸、委屈”、“不顺心的事”。不过，他几乎所有的篇章中，尽管主题不是为了“吐槽”，也都多多少少记录了些不顺心和难处，这可以说是陪伴在他生活左右的。
比如1998年，每月花150块钱租了间6平方米的小屋。“这间小屋矮得我站在床上都直不起腰来，房子上盖的是石棉瓦，中午睡两个小时全身上下都会长痱子。”“媳妇刚到北京的那几天，她多吃一个一毛五分钱的馍，我都暗暗心疼。没办法，那时我们还欠着父亲去世时的几千块药债呢。”“老乡和我顶生意，我的四川榨菜卖一块五一斤，他非卖一块三一斤。”“我们家租住的这两间房，出门不到3米就是厕所，南面被垃圾场包围了三分之一，而房子后面却是让我们羡慕的高楼大厦——华胜写字楼。”媳妇得病了，医生说是肾炎，老姚吓坏了，连夜向老乡借钱，“幸亏我的媳妇还能靠输青霉素控制病情，如果不能输这种药，估计北京我们就待不下去了。”曾居住的一个大杂院有专门欺软怕硬的人，老姚的媳妇挨过那兄弟俩的铁锹……
写东西和看励志类书籍成了老姚排遣不顺心的一种方式。他说：“我有自己的作业本，去超市、书店看书，我买不起书，看到有一些句子我就抄下来。”
老姚在谈话中向记者展示着他的作业本，由于长期在户外不停地翻页，纸张内页和笔记本外皮都十分破旧了。他还指着笔记本上一道像轮胎轧过的印子说道，这是去年冬天下雪，笔记本掉到雪里，被轧了一下。
老姚把背下的励志句子也写在了书里。他说自己“大脑太空了，要是老写吃饭、去市场这些没意思，就增加点文辞吧。”这些句子常出现在他碰到的各种困难当中，看上去像是一种“解决办法”——不断地给自己鼓劲，不断地让自己相信着，不要灰心。
书里写着：“如果你希望自己成为美丽的白天鹅，首先就要相信自己是一颗天鹅蛋。即使你不幸降生在了鸭群当中，只要怀揣梦想、坚定信念，也一定能够变成白天鹅。如果你原本是天鹅蛋，但甘心混于鸭群之中，那么最后可能真的成了丑小鸭。”以及“‘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就这一句话让我两宿都没有睡好觉”，还有“吃苦就是补”。老姚所说的他把一些句子背下来也所言不虚，他在与记者谈话时，长篇大论地说道着这么一段话：“有48%的人经历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 25%的人经历两次失败就泄气了， 15%的人经历三次失败就放弃了，只有12%的人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仍能毫不气馁地始终朝着自己的目标冲刺。我要做那12%的人。”
写书动机 记录自己孩子成长
老姚在稿纸上写字，说是也可以减压，他说“从2007年开始，生意不好干，我在市场里写，也是缓解缓解压力，写这个觉得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你在那愁眉苦脸的，一上午老过不去。”他写字一笔一画十分工整，为了多写几笔，还写繁体字。不过，一开始提起笔来的动机，却是想记录下引以为骄傲的孩子的成长，后来才想到写自己。
老姚的二儿子姚五一，在武校学习，至今获了国内外十余个比赛的奖牌，还参演了不少影视剧。大儿子姚国庆，在玉渊潭中学上高二，学习成绩是年级的前十名。有意思的是，书里写道，他的菜摊上面摆了两份纸稿，一份上面写着“一篇北漂农民工爸爸的日记”12个大字，这稿子就摆在那里无人问津；另外一份纸稿上面写着“一个普通九〇后孩子的真实励志故事”16个大字，每天上午都会有不少人在前面议论纷纷。
老姚在菜市场写日记的事情被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众多媒体报道后，他成了红人，还得到了出书的机会。不过他首先冒出的念头是，“我开始想按照一个剧本来写，还没达到我的梦想呢，我的梦想是先拍电影，能让姚五一演。给他一次大机会，让他走向大平台。”即使是翻开该书，首先映入眼帘的照片，也是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耍棍使刀参加武术比赛的照片。姚五一得到的各类奖牌和奖状也占到照片的多一半。这与众多家庭望子成龙以及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情形并无二致。
为了孩子 一下交几年血汗钱
老姚的书中，记录下这样一件事。武校要对学员进行影视包装，于是有了下面这段话：“我从我们村里的农村信用社把我和我哥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5万块血汗钱全部都取了出来。我把这些平时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半花的钱全部都给取了出来，然后用一个帆布包给牢牢包好了。在很多有钱人眼里，这5万块钱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贫苦的家庭来说，这5万块钱却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穿着发旧的衣服和磨开了线的黄帆布球鞋来到了姚五一所在的武校，在郭庆教练的帮助下把这5万块钱的包装费用交到了武校的财务室。在交钱的过程中，一位财务室的收款员问郭庆教练哪一个叫姚五一，郭庆教练就跟他说：‘就是在10月23日那一天获得北京青少年武术比赛第一名的那个姚五一。’”
谈起孩子的学费，老姚说，姚五一的学费是每年16800元，出去比赛的费用还得提前几个月去攒。姚国庆学费是三年交3万元。去交学费时他穿着1950年代的老头圆领衫，满天星式的破洞，学校的老师看孩子成绩不错，家长又穿得太破了，给优惠成25000元。
不光是交学费，与老师的沟通，老姚也格外上心。他说：“开家长会，去得比别的家长早，没迟到过。”
第一梦想 孩子成为有用的人
在与老姚谈话时，其实大多谈的是孩子。问他，为什么书里选了这么多孩子的照片，他说：“我一个农民工，看我干啥？衣衫褴褛，没有吸引人的光芒。”问他，孩子现在帮忙去菜摊吗？他说：“不叫他们去，平时上学，周六日让他们在家多做点作业。”问他，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大儿子在北京能不能高考，我第一个发愁。”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孩子自己在走，我希望他们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是我的第一梦想。”问他，对未来的生活规划，他说：“我十年五年之后就看着孩子，帮着孩子干点活。”
在谈了众多关于孩子的问题之后，记者问，你呢？你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姚想了想，说道：“一没文化，二跟别人掺和不到一块去，咱就是个农民。”合上老姚的书，封面上几个字再次映入目光之中，那是“让孩子知穷而后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