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哲学大师的智慧人生
2012年12月17日
“人生有四大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这其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这是多年以前，中学教科书中的一段文章，其中的“人生四境界”是中国哲学界家喻户晓的学说，它摘自《新原人》，作者是开创“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大师－－冯友兰。
新文化的影响：一代哲人的思想启蒙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友兰早年的教育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7岁上学，先读《诗经》，又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12岁时，冯友兰母亲迁回老家唐河，并聘请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2年，冯友兰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走上了哲学之路。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正值新旧北大交替，新旧两方面的知识和学问他都收纳眼底。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1918年，在冯友兰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胡梁二人已是蜚声海内外，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求学的疑问：“旧邦新命”的探索
1919年，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冯友兰同几位好友创办了一份名为《心声》的刊物，在发刊词中，冯友兰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随后，《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影响扩大，成为一时的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生当此时的冯友兰，用自己的行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1919年，冯友兰考上了公费留学，赴美出国前，冯友兰专程求教胡适“美国哪一所大学比较好”，胡适告诉他，美国两所大学最有名，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前者是旧传统的，后者是新的。于是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是去求新的”。
正是带着“旧邦新命”这一问题，冯友兰赴美留学，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冯友兰在其文章中说：“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冯友兰对哲学的独到见解，令其导师杜威大加称赞，后来杜威为冯友兰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奖学金，推荐信写得很长，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遗憾的是，这封推荐信并没有让冯友兰得到奖学金，但是这句话冯友兰记了一辈子。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写道：“1919年我考上公费留学，次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我是带着问题去的，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这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这也是冯友兰的追求，也是他忘不了的“旧邦新命”。
毕生的追求：“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篇”
1931年和1934年，对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两年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胡适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正统哲学史。为此书撰写审查报告陈寅恪则称“窃查此书，取材严谨，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据了解之同情者，责冯君此作庶几近之”。然而，冯友兰的想法不仅只是如此而已。
正当冯友兰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之时，一场空前的灾难向中华民族袭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烽火遍燃华夏大地，国家的现状对此时的冯友兰来说“释古”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也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不愿只循着历史“照着讲”，他还要“接着讲”，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篇，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
由于战事的紧迫，清华大学南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兼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1942年的昆明常有空袭，对于联大师生来说，跑警报是每天的必修课，师生们躲到乱坟堆中依然照常上课。据当年的校友回忆，冯友兰先生有一次站在弹坑里上课，意思是在废墟里也要上课，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抗战期间，冯友兰相继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南渡八年，冯友兰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也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然而，冯友兰的苦难还没有过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冯友兰是文革中被批斗得最厉害的学者之一，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后全家被赶出家门。冯友兰的学生李中华讲起冯先生刚动完手术就被拉去批斗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快78岁，又有好几种病。我记得他有一次刚刚动了手术，前列腺肥大切除，排尿管挂一个瓶子导到外头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被斗了，带着排尿管的瓶子，在北大的第二体育馆批斗，当时好像有中央一级的被批斗的人拉到这儿，冯先生陪斗。而且那是秋天，风很大、很冷。”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里，算是宽大处理。
肉体上的折磨过去了，然而精神上的伤害更甚于斯，文革中冯友兰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你们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简教授，要学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教授。”简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先生却和弟子们淡淡地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冯友兰一生都把旧邦的革新看成自己的使命。于是，他始终想接着写，一生都在找出路，去探寻一个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最后的愿望：“重写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步入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已身患重病，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但在病中，他还惦念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曾说过：“要把中国哲学发扬光大”。
于是，面对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哲学事业，冯友兰说出了最后的愿望：“我要重写中国哲学史。”此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冯友兰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眼睛虽然几近半盲，可是中国几千年来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靠。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子女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听过这话之后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宗璞说：“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父亲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1990年11月26日，傍晚，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房中，哲学大师冯友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看着床头那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冯老嘴角挂着欣慰的笑容，慢慢地合上了双眼，享年95岁。
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已渐行渐远，他对中国哲学的非凡建树、严谨的治学精神、执着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却是后代学人常说常新的话题。历经百年岁月，洗尽铅华人生，冯友兰注定成为镌刻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如同他那无比耀眼的学术成就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辉！（中国青年网记者 毕德鹏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