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一家三口（资料图）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

　　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