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2013年10月12日
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却对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比如自然辩证法、未来学，被人们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是一位高产的学者，撰写出版了90多部专著和文集，也是一位热衷于调研的实践家，直到90岁高龄还平均每月到基层调研两三次。
“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已去世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这样称赞他。
“他是个特别正直的人。”这是其夫人对他的评价——
他是于光远，中国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2000年担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院名誉院长等职。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于老在家人的陪伴下溘然长逝，走完了整整98个春秋。
不在乎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向前看与向钱看
20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1982年，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联合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讲话，内容被发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张震寰、钱学森等人的攻击。
“更注重从基层了解情况”
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于老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对这一评价深表赞同，“他的研究从来不跟着纯学术堆里的热点走，他更注重从基层了解情况，从中国的现实当中提取问题。”在刘世定的记忆里，于老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停地提问题，“他做调研、写文章、开会，都是在提问题，然后抓住问题深入研究。”去年，从少数民族地区调研回京后去医院看望于老，听力不好的于老让他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写在小黑板上，“我们一见面就谈学术问题，这是个老习惯。”
“于老不仅学术造诣深，而且学术影响力大，这与他注重基层调研不无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于光远与薛暮桥、孙冶方三人共同发起了双周座谈会，引领了全国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等问题的大讨论，参与双周座谈会的不仅有学者，也有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讨论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所以影响很大”。
“如果没有对基层的了解，只在纸堆里做学问，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至今都感慨于老当年如此频繁地下基层调研，“90岁以前，好像一刻也没有停过，平均一个月出差两三次，一次跑好几个地方，马不停蹄，我都觉得挺辛苦的，他却始终充满着热情。”
要长寿80万小时
于老在很多年前就曾立下誓言，要长寿80万小时。他认为，人生活得有效率才有意义，要有效率地工作、有效率地生活、有效率地休息，让人生有效率地度过80万小时。在刘世定看来，“于老一生都非常勤奋，这个目标早已经实现了。”“他的思维转换得非常快，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都可以被他利用，要么思考、要么研讨、要么写文章，转换如此迅速，怎么能够没有效率？”
于老生前说过，自己有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84岁开始学电脑，86岁开了个人网站，90岁的时候他跟朋友说：“要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身老心不老”。
胡冀燕觉得，于老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热心与激情，对学术的热心，以及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激情。“他是个乐观的人，很少发牢骚，一有想法就积极去实现，在学术研究上有观点立即就会坐下来写，对经济体制改革有思考马上就去做、去推动。”
于老家的电话，曾经有一个后四位数是“8787”，他很喜欢这个号码，说自己就爱“发起发起”。在他的推动下，发起成立了“中国生产力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等十几个研究会，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他是个热心人，无事忙”，一度，胡冀燕跟着于老也是忙得团团转。但这些忙，让胡冀燕也觉得，人生若活得有效率，长寿80万小时，不难。(张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