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10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

    陈云打掉的另一只“老虎”是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5年， 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省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时，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纪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出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名干部、群众，找到确凿证据，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在澳门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大连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特意让秘书给中纪委的年轻人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决不能妥协，“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贺国强查办薄熙来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纪委书记朱德说，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助手”和“办事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保健护士”“保健卫士”。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直到此次会议，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后，组建5个巡视组，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巡视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即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