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打虎”80年：朱德是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2014年01月20日
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大院里，有两栋外表平淡无奇的灰色高层建筑，看上去一片平静。但这个大院主导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简称如雷贯耳：中纪委。
2014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了5000余字的特别报道——《2013中国反腐报告》。其开头充满浓重的感情色彩：“‘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2014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神州大地，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2013年，浓墨重彩地载入了史册。”毫无疑问，史册里的这一页，包括了中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令“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反腐成绩。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相继负责纪检工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贯穿了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由于举报信中案情重大，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织调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然而，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坚持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并向调查人员发难，想方设法阻碍调查。邓小平得知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交代？”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苏区中央局，反映调查谢步升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对他特别关照。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毛泽东看罢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党的纪律进一步完善。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检工作，尽管在战争年代纪检机构和人员屡屡调整，但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为此后纪检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础。
朱德成为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