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阴阳说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
2013年02月20日
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仍然扑朔迷离：资源的愈益匮乏，环境的日渐恶化等自不必说，笼罩在全球化氛围下的各国家与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于由此导致的恐怖袭击、局部的战争等，也令世人惶恐不安。21世纪人类文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
人类文明的存在形式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一方面，各国家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诸如习俗、价值、信仰等诸多层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类又普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追求着“崇高”、“爱”与“完美”。而这些无一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至上性。因此可以说，虽然诸文明形式之间有差异，但每一种存在形式本身都因其独特性而拥有存在的合理性。诚如《周易》所言：“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系辞》）。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同归”、“一致”的层面似乎还少人问津，而“殊途”、“百虑”的层面又常遭人误解，乃至有人因“殊途”、“百虑”的缘故而否定“同归”、“一致”的可能性。例如，某些大国政治利益体总喜欢抱着“自我中心”的心态，鼓吹某一种文明存在形式的至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人类各种文明形式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而一味在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上做文章，并试图操纵这种“差异性”，以攫取更大的好处。近些年来，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冲突论”，就属于这样一种忽视“共性”，夸大“差异性”，并把“差异性”诠释为“不可调和性”的一种理论。
人类的前途真的这么暗淡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说明“差异”是否等于“冲突”。笔者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差异性”，不妨用更为中性的“多样性”一词来诠释。“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差异，“多样”—“差异”之间也可以意味着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是矛盾被化解；二是矛盾引发冲突。这样看来，文明形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或许可以引起矛盾进而导致冲突，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冲突；而且即使引起矛盾，也不意味着只有冲突一个路向。不但如此，文明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化解不同民族矛盾，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经验智慧，这些经验智慧内化为古圣先贤的思想，产生了诸如“协和万邦”、“协比其邻”、“万国咸宁”、“和而不同”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政治命题。而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下”一词亦具有全人类的指称意义。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问题时常总能超出一“邦”一“国”的利益而谋求“万邦”、“万国”之间的最大利益，而实现这种最大利益的方法或途径是“和而不同”，即谋求各邦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这在中华文明的元典《周易》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本文拟围绕《周易》的阴阳学说，讨论其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
一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哲学意义主要表现为两种相对势力彼此之间互为消长、循环交替，以及互补相济的关系。整部《周易》都是透过对卦爻符号特征的诠释，以揭示阴阳变化之理的。所以，《庄子》一书中才有“《易》以道阴阳”的说法。
阴阳可谓是一对矛盾(contradiction)。但在《周易》看来，其恰恰又是和谐之所以成立、之所以不可或缺的两大基本元素，离开了“阴”的“孤阳”和离开了“阳”的“独阴”，当无和谐可言。就六十四卦中的睽卦和革卦而言，“睽”是背离的意思，“革”是革命的意思，这两卦均由八卦中的“兑”和“离”构成，且都属于阴卦，所以两卦的《彖传》均用“二女同居”这样一句话来象征两卦卦象的结构特点：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1]（《革·彖传》）！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1]（《睽·彖传》）！
革卦的卦象特征是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水能灭火，火能煎水，因而谓之“水火相息”[1](P258)，即水火相灭。睽卦的卦象特征是上离为火，下兑为泽，因而谓之“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即火焰上升，泽水下渗。由于在八卦中，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所以由这两卦构成的革卦和睽卦都被形容为“二女同居”。《周易》认为，“二女同居”的结果，或为“其志不相得”，即二女的志向得不到统一；或为“其志不同行”，即二女的意志不能同步，并因此必将发生革命或出现背离，总之是由于不和谐，而导致存在合理性的丧失。
那么，为什么“二女同居”——没有差异、没有矛盾，反而使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破坏呢？在《周易》看来，只有阴，没有阳，便不能发生彼此之间的交通感应，不能发生交通感应，自然也就无和合、和谐可言了。这就好比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天地之气氤氲而成的一样，如果只有天之气，或只有地之气，而没有天地之气的相互交感，便无法成就春夏秋冬的变化流转。因此，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阴阳之“和”，认为没有差异、矛盾，就没有和谐，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革卦讲革命，正是为了破除“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的困穷局面，以顺应“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宇宙规律。睽卦讲背离与对立，也正是为了克服“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的困厄，而实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即在矛盾的差异性中求互补、和谐与发展。
中国古人的这一认识启示人们，独立存在的个体，或性质单一的一类事物之间，是难以讨论和谐的问题的，和谐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矛盾、差异并不可怕，没有矛盾、差异（即没有交感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才真正可怕。按照《周易》的这种理解，也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存在合理性的根据。因此，人们应该正确面对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及矛盾性，并努力在化解、克服和超越矛盾中谋求和谐共处，以求得更大的发展。相反，如果一味坚持自我中心主义或单边主义，必将违背宇宙的本质规律，也根本行不通。所以，谁如果唯我独尊，试图充当世界警察，谁就会因过于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
二
和谐固然只有在矛盾的关系体中发生，但也只有在矛盾的各个方面合理地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使统一体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时，矛盾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和谐。《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和否卦，都是由八卦中的“乾”和“坤”构成的，但象征的意义却截然相反：泰表示通泰，否表示闭塞。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1]（《泰·彖传》）。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1]（《否·彖传》）。
“小往大来”中的“小”指泰卦中的坤，“大”指泰卦中的乾，泰卦之所以是“小往大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交”、“上下交”。“交”就是相交，交感。《周易》认为，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之气能够交感，万物就能亨通；（君臣、君民）上下之志能够交感，万众就能一心。相反，如否卦，其之所以“大往小来”，其原因在于“天地不交”、“上下不交”。《周易》认为，天地之气不能交感，万物就不能亨通；上下之志不能交感，邦国就无法存在。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由八卦中的乾、坤构成，二卦的结果却是如此不同呢？应该说，主要原因在于两卦的结构不同：泰卦是“乾”下“坤”上，天气上升；地气下降，能够形成相交之势；否卦是“坤”上“乾”下，天地之气不能形成相交之势。所以，虽然构成二卦的单卦是一样的，但由于结构不同，其结果一个是和谐（泰），一个是不和谐（否）。这表明，不和谐并不意味着构成矛盾体的诸因子（如例子中的“乾”和“坤”）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和谐主要是针对着矛盾的关系存在（结构）说的。所以，《周易》特别强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位要“中”、要“正”、要“当”，认为只有居位“中”，居位“正”，居位“当”，才有获得吉利的可能。强调中、正、当，实际上是强调存在（结构）的最佳形式，它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合理性，其本质就是“和”。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婴说：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昭公二十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火、醯、醢、盐、梅、鱼等，可以看作是矛盾体的各个方面，它们以合理的方式被“烹”于一个统一体中，就成为“羹”。而这个“合理的方式”，是透过“宰夫”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来完成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对“水、火、醯、醢、盐、梅、鱼”等在矛盾统一体“羹”中的最佳存在形式的一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