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他累得每天在公交车上睡

    哥哥张仁春是2009年元月2日去世的，还有几天，就是他的三年忌日。这三年，张仁强从未停歇。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张仁强在做建材生意的时候住在大杨镇，而工地在滁州路。他成天起早摸黑，晚上总是坐末班的143路公交车回家。因为劳累，他几乎每天都在车上睡着，就这样一直坐到底站岗集，再往回走四五里路回家。但他太累了，宁愿先睡上这一觉。
　　连公交车司机都注意到了张仁强，知道他每天都会坐末班车，也习惯了他一上车就睡觉，但却不知道张仁强并不住在岗集。
　　三年来，张仁强一共为哥哥还了30多万元的债，他自己只留下生活必需品。在张仁强租住的房间里，他只给自己置了一样东西——800块钱的旧空调。它就是这个一年挣十万的人最高级的“奢侈品”。

    仗义：委屈也受了，钱还照样还

    120万元巨债，凭张仁强不吃不喝，又怎能还清？但如今，这笔巨债只剩下最后的10万。这要归功于大妹张仁秀。
　　一开始，张仁秀就有替哥还债的想法，但她担心丈夫会反对。事实证明，张仁秀的顾虑是多余的。用张仁秀的话说，丈夫屠恩朴是个很“仁义”的人。他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主动，甚至在张仁秀为还债而生气时，屠恩朴比她更坚定。
　　上世纪90年代，张仁秀就跟丈夫开养猪场。相比张仁强，张仁秀的境况要好一些。但扛了债务之后，再多的积累也被消耗殆尽。
　　目前张仁秀和屠恩朴住在农村两间小平房里，这些年为还债，他们付出了所有积蓄。今年的生意比往常淡，由于早期都把钱拿去还债了，生意不景气时，她只能借钱填本，维持运转。
　　张仁秀为哥哥还了巨债，却为自己的生意欠下了20万元的债。而更让她感到窘迫的是，在合肥上班的儿子已经27岁了，没有房子，结婚的事情只能往后拖。这让她很不是滋味。
　　张仁秀为儿子觉得委屈，难免会将气撒在丈夫身上。为了还债的事，她已经记不清跟丈夫吵过多少次了，可屠恩朴始终不变：钱一定要还，否则没脸做人。
　　两口子就这样在家里憋屈吵闹，在外面还是照样爽快还钱。

    愿望：真想还上最后的那10万

    面对最后的10万元债务，张仁强和张仁秀都有些有心无力，实在没钱了。穷途末路时，张仁强想起了哥哥生前办厂时买下的5亩4分地：要是政府能把它拍卖了，还10万元债务就差不多了。
　　说起这块地，还有段故事。早在1989年，张仁春在当地办了一家农机修造厂，随后与乡亲们约好，以每亩13700元的价格买下5亩4分地用来建厂。1991年，他又办了一个轧钢厂，与之前的工厂放在一起，围在一个院子里。
　　1995年，由于效益不行，轧钢厂被周集镇政府“收走”，后来卖给当地的两个人。但政府竟然将一个院子里的农机修造厂也一块给卖了。虽然张仁春后来打官司，让当地做出了赔偿，可那5亩4分地的事情至今却仍在纠缠。
　　张仁强希望这块地有一天能拍卖，这样，哥哥的债可以画上句号了。
　　欠款送上门时，债主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反倒让我觉得对不住人家了”
　　张仁强把哥哥的债当成了自己的债来还，这一点，张仁强的朋友都看得出来。刘其银，张仁强的老乡，也是他在合肥的合作伙伴。他说：“这些年，他为钱打拼的劲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实在没话可说。”刘其银还特地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交给我30多袋铜丝，那东西很贵的，可第二天不知道怎么就少了十几袋，值不少钱，他一句话都没说我。每次做生意，他宁可自己吃点亏，都要让别人挣到钱。”刘其银说：“他对我们都这样，何况他哥哥？”
　　债主有近20人，有人催得急，有人催得少，这其中，丁友全从来没有催过。丁友全曾经跟着张仁春一起干活，张仁春支付不起工人工资的时候，丁友全总是借给他垫付。张仁春去世后，欠了丁友全近8万块钱的债。他说不好意思要，因为他知道张仁春去世前就困难，生病那么久之后去世，家里更困难。
　　但丁友全万万想不到，去年9月份，张仁秀竟然主动将钱送到了他家。那一刻，丁友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太让人感动了，反倒让我觉得真的对不住人家了。”丁友全说。
　　在霍邱老家，很多人都知道张仁强和张仁秀为哥还钱的事，都说他们好。“大家都说你们为哥哥还钱很伟大，你咋看呢？”“是我哥嘛！”一向拘谨的张仁强难得笑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对话张仁强：人都死了，不能留下骂名

    记者：亲兄弟明算账，你哥哥欠的钱，你不替他还也没人说你，为什么还要扛？
　　张仁强：我哥哥和我都是我父母的儿子，他欠的钱那不就是我欠的嘛！人都死了，不能留下骂名。
　　记者：这些年有没有觉得累？
　　张仁强：累是肯定的，可是不累怎么挣钱呢？
　　记者：累的时候怨过你哥哥吗？
　　张仁强：埋怨过，但谁叫我是他弟呢？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仁强：还钱。
　　记者：付出了那么多，值吗？
　　张仁强：没有什么值不值，做人全靠的是良心。(新安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