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火箭推进剂研究室迁往三线，张存浩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全家人一起被下放农村一年半的时间。
回城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于1973年正式成立了“激光化学实验室”。如果说从研究合成燃料转到研究火箭催化剂，张存浩偏离他的专业还不算太远的话，那么，研究化学激光，对张存浩来说，意味着一次真正“改行”。
张存浩说：“化学激光技术是一项真正的尖端技术，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来搞这项研究，难度非常大，当时什么都没有，缺资料、仪器、设备，连基本的光谱仪、示波器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张存浩与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一起，迎难而上，着手研制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氘）激光器。
当时，国外氟化氢（氘）激光器也是刚刚起步，但有关文献上发表的却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等离子加热体系。张存浩决定，不照国外的路子走，独立进行燃烧体系选择。1973年氟化氢（氘）激光器输出功率从零做到了几瓦，两年后，输出功率又增加了几个量级，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另辟蹊径，打开了化学激光领域新天地。
他与庄琦等人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在199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
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法，并以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态转动光谱及其寿命。
学有古风 教有公心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曾在大连化物所工作过十几年的邓麦村如此评价道。
1963年，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被连升两级，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这让这个“小年轻”工作更有干劲了。
何国钟回忆说，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
爱才惜才是张存浩的一贯作风。
1991年，张存浩接替唐敖庆先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当时基金委刚创立不久，正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张存浩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支持公平合理的发展原则，并且提出了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动鼓励创新以及加强基础、突出创新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在他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8年多的时间里，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加了近8倍。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回忆，1999年他甫从海外归来时，两手空空，既没经费又没科研设备，“张存浩先生打破常规，把基金委主任的主任基金集腋成裘，支持我启动科研”。
在陈章良、朱光亚以及张存浩等科学家的积极倡议下，199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并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据基金委统计，20年来，已有3000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该资助，其中近200位获得者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存浩始终强调：“人才的作用是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张存浩主持设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委中的第一个学术监督机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据统计，自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基金申请的投诉率下降了2/3，基金申请过程中，学术诚信的风气也在不断上升。
笃厚礼让 有斐君子
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个清晨，张存浩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场了，他从不让别人等。只要精力允许，他会和在场的人逐一握手，以示谢意或歉意。
病榻上，他依然坚持为年轻人批改论文，细腻到“咬文嚼字”。
不挑剔，生活上随遇而安，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发愁”，“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退休后的张存浩和夫人一起生活在北京，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张存浩并没有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说，荣誉是集体的，做科研要走很长的路。
1982年何国钟公派赴美深造期间，意外获知自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第二和第三位，他自己却排在第四位。他把荣誉让给了我们。”何国钟说道。
张存浩的英文是出了名的好，基金委的许多文件当年都是他亲自修改的。儿子张融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文文献，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父亲终于有时间陪伴两兄弟。
“他的体质不太好。年纪大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年轻人来找他，他都很热心，一起探讨问题，修改论文。”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抱怨”道。
生活中的张存浩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听力有所下降的迟云霞大声回答记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现任基金委主任杨卫说，正是在张存浩先生的领导下，基金委多年来才形成了公正朴实、接近科学家、尊重规律的好传统。（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杨琪 张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