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爱国不是一句空话
2012年01月01日
有人说，如果为戚老立传，这部传记看起来一定像一部简写版的新中国航天史。这位“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航天事业的重大节点：新中国第一发导弹“东风一号”，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有人开玩笑说，这些“第一”写在戚老的生命中，与他的名字大大相关。“发轫”的意思是让车前进，比喻新事物的开始。而戚老自己说，如果我是一辆车，就要拼命往前奔，而前进的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在“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后，戚发轫接受了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的采访。
许戈辉：“天宫一号”和“神八”的交会对接在我国的载人航天历程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戚发轫：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有四大关键技术：第一是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还能让他安全健康地返回；第二是宇航员能够完成出舱活动，为未来的组装、维修和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第三就是交会对接技术；第四是能够让宇航员在空间轨道上长期生存。前两大技术通过“神五”、“神六”、“神七”已经实现，而交会对接技术是更复杂、技术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它的成功带有里程碑的性质。
许戈辉：我们知道在中国航天史上，您经历了很多个重要的“第一次”。
戚发轫：是，我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经历的。咱们国家在1956年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是钱学森，当时还没有“航天”这个概念，我们先研究的是导弹。1957年我大学毕业后到了五院，院里有很多国外回来的大学生，但没一个人见过导弹，只有钱老研制过，所以他给我们上导弹概论的课，是钱老把我们引进“航天”这个门的。中国第一个导弹“东风一号”还是仿制前苏联的导弹，但中国自己的导弹“东风二号”在经历过数次失败、总结经验、再研制之后在1964年成功了，所以我赶上了导弹的第一步。
许戈辉：回想起来，钱老当年给您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
戚发轫：从技术上来讲，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从做人的角度来讲，他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的人。
许戈辉：您在不同的场合下都反反复复地强调爱国，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和动乱的岁月，甚至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的生活，怎样才能把爱国的观念真正地输入到他们心里去？
戚发轫：不要忘记历史。现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建党多少周年，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华民族确实有一个苦难的历史，经历过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我1933年生在辽宁省，那时辽宁是日本的殖民地，当时叫满洲国，实际上政府是完全听从日本的傀儡。1938年我和父母到了大连，大连那时属于日本的国土，地图上画的颜色都和日本一样，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父母也不敢讲，我们叫做天皇陛下的皇民。可我们是二等皇民，日本人可以打你，日本小孩可以欺负你，中国人再有钱也不能吃大米饭，因为大米饭是日本人吃的，中国人没有权利吃。1945年大连解放了，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国家我们非常高兴啊！可很快，美国来侵略朝鲜，美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地区去轰炸，但是他不到大连去，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苏军在那，他不敢去。我们没有强大的空军，有了国家仍然受欺负，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确确实实需要强大起来。怎么强大呢？当时比较年轻，就想着要造飞机，让强大的空军保卫祖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东北当年的年轻人很多都想搞航天。这是一种历史的教训，它激励我们一定要强国。
许戈辉：所以那时候您报考大学填的三个志愿都是航空。
戚发轫：对，我就想造飞机。大学毕业后到了五院，当时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可以有机会到莫斯科航空工程学院去学导弹，我就到大连解放军的俄专补习了俄文。可到了1958年，中苏关系不好了，我已经做好准备出国，却突然接到通知，苏联不接受现役军人到莫斯科军校学习。但是我们本人和组织国家都希望我们能够去，所以我们就脱了军装，准备通过高教部去。可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人突然又接到通知，说别人可以去，我们不能去，学导弹总体设计的不行，学其它专业的比如学空气动力的、学强度的才能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懊恼，不过还好苏联专家还在，我就跟着他们学习。不久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他们撕毁合同把所有专家都撤走，而且把资料都带走了，这对我们中国人刺激太大了，我们确实把他们看作老大哥，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可他们第一次不让，第二次不让，第三次撤走了，釜底抽薪，实际等于把我们刚刚起步的航天事业扼杀在了摇篮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必须靠他们？咱们自己干！就在那时我们形成了一种“航天精神”，核心就是自力更生。在那种被美帝国主义封锁、扼杀，被苏联孤立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立志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1999年中央为了弘扬这种精神，把搞航天和搞核武器的两支队伍凝成的这种精神称作“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它继承了航天精神的内核，又把它升华，注入了“爱国”这个核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么多的科学家在刚刚建国的初期，国家还非常困难、一穷二白的时候，冲破各种阻力回到祖国，为什么？因为爱国，所以我想爱国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历来的一种优秀品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许戈辉：听您这样说我确实体会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起步晚、起点低，条件也相当差，可您说我们的航天事业基本是稳步发展的，没有走过太大的弯路。这是怎样做到的？
戚发轫：党的领导在航天事业的发展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是空话，是非常具体的，而且在重大关键时刻，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第一个例子，我们当时放弃卫星做“两弹”，是邓小平的指示，集中精力打攻坚战，终于在1964年成功；1965年开始做卫星，因为有了导弹这个基础，1970年我们自己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把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到太空，这是世界上第五个国家能用自己的火箭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和标志。这个过程确确实实说明国家的决策是正确的，假如那时导弹、原子弹、卫星、运载火箭一起搞，我们财力人力都不够，每个项目都会受到影响。第二个例子，1970年国际上什么最热？载人航天。前苏联、美国都在比着赛搞，但是究竟上天干嘛不知道，冷战需要。我们觉得中国也应该搞载人航天，搞飞船，但这个大系统工程久攻不下，就有了些争论，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件事？这时周总理说，咱们现在不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搞载人航天的比赛，咱们集中力量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搞卫星，为地球服务。这也是很伟大的决策，集中力量搞应用卫星，所以就有通讯卫星上天、气象卫星上天，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效益。比如在通讯卫星之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覆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信号也不好，电视机卖不出去。1975年确定的卫星通讯工程集中全国的力量，研制了三个运载火箭、三颗卫星、一个发射厂。1984年，我们自己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把“东方红二号”通讯卫星送上了天。这样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了，而且全国老百姓能实时地看到电视节目。它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跳跃，而且带动了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三个例子，1986年，有四位老科学家给中央写了封信，说现在世界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很好，我们得搞搞新技术了，否则就要落后了。里面有四句话非常值得记住：谁能够准确判断世界发展的动向，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高新技术成果是买不来的，还是要自己搞；要想取得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要花时间、花力气，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事情；只有这些大的工程才能够凝聚人才、锻炼人才。小平同志看了以后批示：不得延缓立即执行。所以咱们国家就形成了“863”高新技术计划，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载人航天。1992年“921”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水到渠成。
许戈辉：经过您的梳理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航天事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2012年就要到了，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己未来的某种担忧，我们能否真的像电影《阿凡达》里描写的那样，移民到外星球？这看起来像一个幻想，但从航天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否有可能实现？
戚发轫：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有三句话说得特别好。第一句是100多年前的一位俄罗斯科学家说的：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躺在摇篮里。我们首先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最终是要征服整个太阳系。第二句是胡锦涛主席在“神州六号”庆功会上说的，我觉得很经典，也很代表我们中国人对航天的认识：无垠的太空是全人类的财富，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追求。第三句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的：谁能够有效地利用太空资源，谁就能获得额外的财富和安全。归根结底人类发展航天事业的目的是要去探索、研究、开发空间资源，为地球上的人类服务。我们想在太阳系中找到一个人类能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有没有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探测资源，现在不是说月球上有“氦-3”吗，它是一种可控的核聚变发电材料，月球上的“氦-3”发的电，能供我们地球人用上万年。我们也在研究能不能在空间轨道上建太阳能发电站，我相信科学发展了以后，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许戈辉：说到月球，在您内心的时间表里中国人登月甚至登上火星会在什么时候？
戚发轫：火星我还不好说，因为有争论。登月可能会在2025年到2030年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们还是有这个基础的，因为月亮我们探得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宇航员也上过天了，到月球去的话只差一个比较大的运载火箭，而我们已经在研制、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