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忐忑》之所以能够走红，恰恰体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种沙漠化、一种虚无，仿佛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好作品，《忐忑》这种比较怪的音乐才能够大行其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龚琳娜：我确实觉得这个时代好作品太少了，所以观众需要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创造《忐忑》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标新立异，我不认为我有多先锋，我也不想去抢先锋那个位置，因为我认为所有东西都要根据内容出发，所以《忐忑》很潮，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因为它在创作力上有很多突破。我并不觉得它是多么深刻的一个作品，可它真的有一种能量和力量，能够把人带动起来。

    老锣：我想很多人也意识到，中国现在很需要的是新的音乐发展方向，现在的发展空间很大，这是好事，但是还没有找到路。《忐忑》的怪是在哪？是突破好多概念。如果很多人觉得《忐忑》好听，他们也都突破概念去表达，如果作品有这样的影响，会打开这样的门，这是很好的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新音乐就是《忐忑》这样子的，音乐是很丰富的，但如果我们现在做的音乐给人一种希望，带动他们做新的中国音乐，它就有意义，在这个大环境就是好事。

    龚琳娜：我们一直希望会打开一扇门，然后走出一条很宽的路。其实这些年我们每次回到中国，都召集很多年轻的音乐家，拉二胡的、弹古筝的、弹琵琶的，一起做沙龙，探讨中国民乐怎么发展，大家怎么找到道路，这个路呢，不是说把自己束之高阁，我们也要有市场有观众，但是我们不一味地迎合。

    许戈辉：你们说的这条新的路，到底“新”在哪里？这种“新”又是怎么做到的？是用了新的乐器技法，还是什么科技的方式？

    老锣：它的新并不是说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我的乐器基本上用的都是传统的乐器，扬琴、笛子、萧、古筝、二胡、琵琶等等。对一个作曲家来说，必须要了解乐器的演奏、功能、特色，有时候可以扩大一个乐器的效果，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新”不是在乐器上。我现在写音乐也不是故意写的很不一样，我不想突破什么，我想发展，想从现在的情况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如我会特别重视无声音节，会注意冲突元素，会重视中国的韵味在旋律里面怎么表达。在西方音乐中，“气”很重要，它代表一种过程，但在中国“气”代表一种状态，中国音乐重要的是“韵”，“韵”代表过程。所以我的旋律一方面完全要有中国的传统音乐的韵味，但是它们同时也要有一种“气”的过程，它们一直都会发展，发展到一个高潮会打开，然后才结束，这应该是我们“新”的地方。

    龚琳娜：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参加过的所有节目中，第一次被问到“新”在哪里这个很深的问题。西方讲究旋律的发展过程，而中国音乐里的“绕”很重要，《忐忑》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它一开始一直在“绕”，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气”，所以到高潮一下子特别爽，这就是西方的“气”和中国的“韵”完全相结合的“新”，这点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很强，所以每次我唱他的作品都很过瘾。一首歌我能把自己的灵魂都装进音乐里，一个好的作曲家就有这个本领。这个德国人老是责任感特别强，每次他做一件事，都会想我会影响多少人，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如他老教我说，你站在舞台上唱歌面对多少观众，你的老师也许教一辈子书有一千个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你一次可能就面对一千个人，所以你一定要意识到你给他们的音乐，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许戈辉：很高兴和你们做的这一番探讨，让我触摸到了你们音乐发展的脉络，而更欣慰的是我看到你们投入到你们的音乐里面，是这么幸福，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龚琳娜：对，我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时代，机会很多，在北京我能感觉到，人们奋发的朝气很强，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做出好的中国音乐，那我们活着这几十年也真的是很有意义了。有时我想一想我的远大目标，很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它让我不觉得累，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好有价值。能把这条中国音乐的新的路走出来，既有生命力，让中国的观众喜欢，又真的能代表中国的声音，获得国际上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