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晚年为何不敢与老朋友邓小平和谈
2012年06月15日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蒋经国与蒋方良1985年在台北
众所周知,国民党之所以维持强大的军备力量,国防动机主要是要反制中共的武力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10月,固然蒋经国已于稍早之前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大陆方面亦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不计其数地向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表达愿意和台湾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诚意。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他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中共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以笔者个人之见,邓小平领导的大陆当局,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面向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蒋经国似乎顾虑,假如台湾一旦卸除了对大陆的实质与精神的武装,以台湾腹地之小,操之急切与中共谈判或过于盲动于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尚需考虑到,始终虎视眈眈,芒刺在背的美国,将会如何设想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谈判和解呢?假如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和谈进程发生问题,两岸最后仍然必须回到武力对峙的老路,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这些都是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也是他对大陆和谈攻势迟疑不决的原因。笔者认为,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这一错失,也让台湾、大陆之间,迟至公元2000年初叶仍陷于扰攘不安、剑拔弩张之境。如今思之,能不令我们掷笔三叹吗?
因此,对大陆开启的那道细细的门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被动,出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苟且心态。
1987年下半年以后的蒋经国,身体情况愈来愈不行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寓所的病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只要他离开床上,坐在椅子上超过10分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力撑持不下去了。
我们曾经私底下帮他算过,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蒋经国每天待在床上的时间,实际上已超过22小时。不在床上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为什么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呢?1986年、1987年之交,身体实在不舒服时,蒋经国通常会在寓所休息一天。所谓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之后,蒋经国即觉得惴惴不安,他担心媒体又要拿他的健康亮起红灯做文章。流言四处散发之后,难免影响国民党的政权稳定。所以,休息一天的隔天无论身体是否好转,总是迫不及待又要撑着病体去“总统府”上班。而所谓上班,亦不过是在办公室待一个半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体力又吃不消了,总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赶紧返回七海寓所,宽衣之后即刻上床休息。
不上班的日子,在七海寓所休息,除了躺在床上,他根本哪儿都不会想去。
担任“行政院”院长乃至当选“总统”初期,一个礼拜七天当中,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台北上班处理政务;礼拜六和礼拜天从来也不休假,全部时间都在台湾中南部或是外岛巡视。一年365天里边,连农历新年都在思考大政方针、处理政务,再不就是到台湾最偏远的地方巡视,察访民隐。悲哀的是,到了风中残烛的最后一两年岁月,他却哪儿都去不了,也不想出门了。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没力气下床到饭厅吃饭了,一天三餐,都由我们喂他吃。我的感觉,他糖尿病并发症愈来愈明显之后,体力严重退化,人变得越来越懒。并不是他手没力,而是自然而然要我们喂饭,他手不伸出来拿托盘,只管把嘴巴张开,我们当然只好替他喂食。连水果也是我们副班同仁削好了,由我喂到他嘴巴里。
我们早就觉察到蒋经国身体情况的每况愈下,只要他稍微动一下,哪怕是起来坐个片刻,从他脸部表情就看得出来,他经常处于虚脱无力、几近休克的地步。我们更亲眼目睹了
糖尿病在蒋经国身上造成一连串的可怕后遗症,这些并发症包括严重的肠胃过敏症、神经病变、血液病变……这些病症都在蒋经国晚年一一迸发,成为他逐步走向人生尽头的催命撒旦。眼见他的生命光芒逐渐黯然失色,大家嘴巴上不敢讲,但是人人心里有数,蒋经国油尽灯也枯了,只是风中之烛不知何时熄灭而已啊!(本文摘自《蒋经国情爱档案》,王丰 著,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