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胡志明徒步17天秘密来中国向毛泽东请将

2011年11月15日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诞生之后，世界各大主要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播发了这条消息。有人欢呼，有人流泪，也有人为之震惊。

　　在毗邻中国的越南，有位60岁的老人听到这条消息，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他显然从这件事中看见了曙光，同时心中又升起某种隐隐的企盼：他们的国家要从泥泞中走出来，特别需要一双援助之手。这位熟悉中国的老人就是胡志明。

　　他是爽直之人，又是执著之人，想到一个念头就不肯罢休：他决定到中国去，到北京去，马上会见毛泽东。

　　1950年1月间，当陈赓率领千军万马仍在桂滇征战时，胡志明徒步17天，穿越原始森林，秘密来到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正处于抗法战争艰难岁月中的越南人民给予大力支援。

　　胡志明在北京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会谈后，又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与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请求苏、中两国政府对越南抗法斗争给予全面援助。在莫斯科与2月间返回中国的火车上，胡志明两次当面向毛泽东请求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和在物力上全力援助越南，毛泽东说，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此事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将进一步研究，做出明确的决定和安排。

　　3月间，胡志明返回越南后，与已经到达那里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反复商讨，一致认为，应先在中越边界打一仗，以打通中越之间交通线，为中国援越抗法开辟一条通道。

　　罗贵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国迅即答复越方尽快组建中国军事顾问团去越南帮助工作。

　　筹建军事顾问团要有一个过程，胡志明却等不及了。他决心抓紧组织边界之战，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国派他的老战友陈赓就近由云南先去越南开始帮助工作。

　　毛泽东很快复电胡志明：“同意让陈赓先去越南”。并随即在6月18日与6月30日两次致电陈赓，一是明确他去越南的任务，二是到越南后可用中共中央代名义进行工作。

　　胡志明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1950年7月7日，雨季中的昆明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晴天，早晨6时30分，陈赓与送行的许多干部一一握手道别，启程赶赴越南。这个由军事、政治、后勤等30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外加一个运输连和警卫连，携带一部专用电台，于7月19日踏上越南国土。7月的滇东南地区，天气变化无常，时而大雨倾盆，时而骄阳似火。所经之处多是山地和水田，对于腿部受过重伤的陈赓来说，又不能骑马，加之他当时牙痛发作，白天筋疲力尽，晚上又睡不了几个小时。但他还是乐观地对待这一切，在日记中笑称：“今天算是付出了一点国际主义的代价。”

　　陈赓虽然一路说笑，让同行人忘记了疲劳，但他自己却深为越南的局势忧虑。越南人民军三○八师（缺1个团）按照中越两党协议，于1950年5月来到云南砚山地区，由解放军第13师帮助训练与装备；越军第二○九团与第一七四团进入广西靖西地区，由广西军区帮助训练和装备。陈赓路过砚山地区时，听取了双方军事长官的汇报。忧虑逐渐由此而生。他深深感到越军许多指战员在作战思想上存在一些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诸如他们对占领地方、尤其是占领城镇兴趣特别大，却极少考虑如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也不大考虑如何夺取战略、战役主动权问题。越军连以上干部作战经验甚少，更有不少师团干部连基本的战术都不甚明了。而对方的法军，虽说不上是骁勇之师，但武器先进，机动能力强，并占据着多年经营的钢筋水泥防御工事，要想初战获胜，迅速打开局面，的确不容乐观。

　　7月25日，陈赓一行到达越南太原省白木县境内。休息一日后，陈赓在随行人员曾延伟、王砚泉、周毅之（越语翻译）的陪同下，由专程前来迎接的越共中央统战部长范文同引路，前往60余里以外的越共中央秘密驻地。7月27日下午3时许，陈赓等人到达密林深处的一块小1950年2月22日，陈赓在昆明各界迎军大会主席台上。左起：林李明、宋任穷、陈赓、卢汉平坝，胡志明和其他几位越共领导人在一间竹庐前热情迎接。陈赓与胡志明一见面，未及寒暄，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两位老战友又在越北丛林中相见了。

　　早在20年代，陈赓就与胡志明在广州相识。那时陈赓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又是共产党干部，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军事工作。而胡志明则化名李瑞，任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并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筹建越南无产阶级政党。当年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今，一个成为威风八面的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司令员，横扫国民党正规军50万；另一个成为越南人民尊敬的党和国家的领袖。现在他们又要在炮火弥漫的越南腹地携起手来，共同抗击外族侵略，心潮能不激荡？！(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南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