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偶与阴阳
2013年10月17日
对偶作为修辞方式无疑是特别的，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意义关联的词组或句子并列在一起时，无论在审美形式上，包括视觉感受、节奏音韵，还是在意义蕴涵上都会蔓延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这种修辞形式被普遍运用在诗赋、骈文、对联、八股等文体中，究其原因，除汉字本身的原因，促使人们突出汉字的整齐、和谐的形式美之外，阴阳哲学影响下的审美方式和美学趣味是形成对偶修辞的文化基础。
对偶的形态多种多样，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作为修辞方式，对偶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而在理论认识上，关于对偶的分类由粗疏转向细密。自汉魏到初唐，对偶这种语言艺术形式已日臻完善，理论总结也趋于完备。诸如刘勰“四对”说，上官仪“六对”“八对”说、《文笔式》“十二种对”、元兢“六种对”、崔融、李峤“九种对”等等。理论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汉语的对偶形态的分类，随着丰富的创说而不断得到合理的条贯与整合。对偶类别繁多，这是对偶形式内部的自我滋生。
可以设想，原始人的最初的意识是混沌的，他们所接触到的世界也是暧昧不明的，人们只有了一定的时空观念，才能准确有效地认识历史经验和物理世界以及当下存在。而时空观念并非来自先天，也不来自上帝赋予，都是人类认识经验的累积。颇有趣味的是，昼夜、旦暮、日月、左右、上下、前后、东西、南北等原初时空观念的产生以及表达，都是在对立关系和与日月关系中进行的。“原始人最早的时间观念，大概起源于昼夜的划分”，古人以太阳和月亮为参照，如中国云南的纳西族其表示白昼时间的象形字，与太阳完全是同一形象，而表示夜则画月亮形象。对立关系中的太阳和月亮表达了日与夜，并由此派生出旦和暮观念，“纳西象形文‘旦’字，其形是太阳从山凹中冉冉升起，光芒上射。”“纳西象形文‘暮’字，其形是太阳正向山凹下落，光芒下垂。”以太阳的上下、强弱来表达时间，而在这时间中其实也有了上下观念的萌芽。关于东西方的表达，中国人也是借助太阳的出没及相关物象来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它民族与文化）时空观念的建立是与太阳、月亮，尤其是太阳的升降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以日和月这两个基本的天体为准，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中确定认识时空的基本坐标。
而阴阳作为抽象概念，自觉地被运用在哲学领域来描述世界的变动，表达对立存在，则是在西周末年以后。史官阳伯父以阴阳之气的平衡与失调来解释地震和国家兴亡，《国语·周语上》记载：“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这里的阴阳与气联系在一起，是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战国时期，老子以阴阳来解释天地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所谓阴阳，亦指阴阳二气，但认为二气相交则生万物，所以万物都具有阴阳两方面的性质。”《庄子》、《管子》中都以阴阳变化来解释春秋代序、天象变化、人之生死。《易传》的作者受道家和阴阳家学说的影响用阴阳变易来解释《周易》，形成了一套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政治观等领域的丰富多彩的阴阳观念。《易传》中所传达的阴阳观念认为，世界由阴阳刚柔变化而成，同时又遵循着天尊地卑的自然伦理，而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候需要广大而深微的观照方式。在语言形式上，《易传》中的文辞也符合阴阳之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将它视为运用对偶的典范。
《易传》贯通寰宇，横跨古今的宇宙观，以及微妙精深的阴阳辨证思想于初唐四杰的对偶修辞影响很大。没有这一思想的进入，对偶将永远停留在琐碎的辞藻追求中。四杰给唐代诗坛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之一，就是将这种修辞重新与阴阳辨证思想联姻，作为一种审美智慧，运用在观照世界、形式构成和遣辞造句中。
对偶艺术发展到唐代更加纤细精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龙朔诗人大行雕刻柔媚之风。初唐四杰在实践和理论上批驳、抵制了这种诗风。这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是两种文化取向的较量，四杰出身寒微，但有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受河朔文化影响，以恢复王道政治为己任，有着比较独立的人格精神；龙朔文人以文章显贵，身处显要、侍奉人主，缺乏实际才干，也无积极进取、安邦济世的宏图大略。在文化方面，龙朔文人以文章为能事，尚文轻儒，“强调‘缘情体物’而忽视‘明道讽谏’，和许敬宗‘颂体诗’一味阿谀颂美，与其人格上的柔媚无骨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文根源，即缺乏儒家所强调的忠直骨鲠的精神。”初唐四杰重视儒学，重视复兴古道。
王勃、杨炯并不排斥，而是反对“纷绘小才”之下的“绮碎”、“纤微”、“繁综”，也就是说，缺少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而留恋于繁琐密匝的对偶。龙朔年间，上官仪显贵，上官体流行，关于对偶，在理论上也颇为完善。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日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日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上官仪在音韵和意象的对比照应上都很精致，沉浸在声律韵调的形式感中，迷恋于辞藻映带的绮错交合中，对偶在这里几乎是纯粹形式主义的，“那简直是在做文字游戏了”。之所以说上官仪是在做文字游戏，是因为其对偶停留在文字表面，纤细的形式中缺乏贯穿整体篇章的精神气质，更没有将对偶所能携带的阴阳辨证精神运用到艺术思维和表现中。上官仪对于对偶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肤浅的。
从整首诗或许更能发现上官仪的对偶特征。《早春桂林殿应诏》：“步辇出报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清歌、晓树、春堤、流莺、芳草、露文、雪华，彼此映照，色彩斑斓，写出了春天草长花开，莺啼蝶舞的生气四溢的景象，对事物情态的描述详尽，却又是程式化的，创作者好像随时隐蔽起来的一丝细线，耐心地贯穿起雅致的景色。物色的表面关系是上官仪所关注的，对世界的悉心参悟，对动静刚柔的敏觉在此缺场。《王昭君》是一首感怀之作，由于局限于文字上的对偶，使悲愁的表现形式化，诗歌写道：“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使还，泪尽白云天。”玉关、金河，琴悲、笛怨，对偶工整而有格调，模式化的景色写出了程式化的情思，雾掩、风惊句纤巧地表达了物理情态，该诗不失为一首别致有趣之作。但从整体来看，作者似乎在对偶中寻找词语带来的趣味，虽然也去呈现光、色、影等物色关系，但只是肤泛的趣味，不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因而缺少思想力和个性。
上官仪对偶的精心运用，使得其作品词语纤巧化，思想苍白化，当对偶只作为着眼于文字的修辞形式时，其程式化力量将使作品细碎、支离。对偶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事实上，对偶和平仄与阴阳思想之间的关系根深蒂固。
初唐四杰居处下僚，以兴复儒家文化，振兴诗坛为时代责任，在他们的诗中充满着不平之气和自由精神，究其原因，颇为复杂，但肯定与他们受《周易》影响下的宇宙观和艺术观存在关联，贯穿着阴阳辨证思想的对偶在整体上影响着艺术审美。王勃《山亭夜宴》：“桂宇幽襟积，山亭凉夜永。森沉野径寒，肃穆严扉静。竹晦南汀色，荷翻北潭影。清兴殊未阑，林端照初景。”这首诗在王勃诗中，艺术成就并不明显，与上官仪许多写景之作有类似之处：对偶同样频繁，但该诗中的对偶是整体的，前两句写“积”、“永”，第三句一个“沉”字衔接，第四句接着写“静”，第五、六句则写出沉静之中的“色”与“影”的流动和渗透，在文辞上对仗工整，文意上彼此相衔，如同书法之线条，有动静、急徐、刚柔之对比，也有笔画间的气韵衔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对又彼此转化，变化不测。王勃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该诗气势磅礴，是站立天地间的性情之作，孤高的气质、友悌的品德、深挚的情感、刚健的意志精神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眼光和胸怀，远非描摹情态之作所能比拟，这种大眼界与王勃精通《易》学不无关系。诗歌中还可以发现草蛇灰线一般的阴阳辨证思维。读者请看：“三秦”、“五津”虽是指地方，但隐含一种“分裂”意，“辅”和“望”又有统摄之豪情，总之，前两句中包含着通贯四海的雄心，第三句写“离”意，第四句写“同”意，第五句、六句写“海内”“知己”、“天涯”若邻之身离而心“同”，第七句通过“岐路”暗示“离”意，第八句在字面上又有“同”意。离合之意衔接了整首诗歌，有时离合对立，有时又离合衔接，有时又离合不分，阴阳辨证贯穿了诗歌整体，非常有力地表达了主题，也赋予诗歌难以言说的形式之美，而这形式却是有精神意味和文化内涵的。这首诗作为巧构之作，却又浑然一体，这绝不是偶然得来，因为它体现了作者超出众流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智慧。
再看《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星转斗移，景色依旧，长江奔流不息，盛景早已崩毁。该诗表达盛衰无常之感，与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等作品中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流露着感大运之盈虚，静以待时的人生观。在审美意境上既有歌舞生平、画栋珠帘的繁华，也有人去楼空、长江自流的寂寞，既有星转斗移的时光变幻，也有闲云悠悠的潭水沉寂，大开大合的对比，动静相宜的交错，使诗歌呈现出生气活泼、寄托深沉的艺术境界。在审美技术上，阴阳变化的精神纵贯其中，临、罢、飞、卷、闲、换、移，这些表达动静、疾徐的词汇很好地写出了宇宙之变化，人事之推移。其中时间、空间的转换，句与句、意与意之间的衔接都深得阴阳哲学三昧。
在构思和句法对仗方面的整体性是四杰的艺术新质，他们主张文儒合一，主张博学融通，他们于天地之间观古今盛衰，察万物几微。以《易》的眼光看世界，将《易》的智慧导入审美。王勃《平台秘略论十首·文艺》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思想：“论曰：《易》称观乎天也，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放眼于远大，观天地，察时变，使文学超越缘情体物是王勃的文化主张，也是《易》学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具体贯彻。王勃于《易》有家学渊源，王通学易于族父王仲华，王仲华受关朗易学，讲阴阳灾变，与南朝易学有所不同，不谈玄理而直接社会人事。王勃还学《易》于曹元，基于王勃在医学、文学等领域对这一智慧的运用，他的对偶艺术才呈现出空前的风貌，扬弃了上官仪，超越了刘勰，为唐人写诗提供了从未有的门径，王勃的功劳可谓大矣。（来源：新浪网水无痕的博客）
